三、中、美行為體：痼疾未除，又添新傷
從中美兩國行為體來看，中美之間的衝突可以概括為：傳統領域的中美摩擦根結不易根除，非傳統領域出現新問題。
在傳統領域，主權侵犯與維護、意識形態的固守和政治軍事上的不信任繼續存在並將延續。達賴問題、西藏問題、對台軍售問題、人權問題等中美之間糾纏多時的痼疾不可能也不容易一時得到解決，在不同的時期隨著美國國內的需要浮現。其實，如果看清楚這些問題的本質會發現，經歷這麼多年的中美磨合，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都清楚對方的立場和底牌，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對美國而言，仍是在某些敏感時期敲打中國的手段，對中國而言，需要做的不再停留在我們長期堅持的加強互信和溝通，而在於需要從長遠制定出一個新的解決方式，如果認為自身實力增強問題就能解決，那麼在這些老問題上的被動仍不可避免。
在非傳統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是出現了新的議題，這些新議題從一開始就帶有政治的色彩，因而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氣候問題作為非傳統領域的一大議題，實質上是發展問題，從長遠來看，它關係著各行為體的發展空寂和發展模式，以及在未來新能源革命中的主導地位，因此，氣候問題政治化不可避免。而圍繞著氣候問題上中美的分歧從表面上看是技術資金和減排量的問題，但實際上是發展問題。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美之間尖銳衝突在接下來的氣候談判中將繼續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自由問題也正在成為中美關係框架中的重要變量，“中國黑客威脅”，谷歌以中國政府審查為由退出中國以及希拉里的“互聯網自由”的演講，都表明，在數字空間時代，信息安全和自由問題不僅僅是中美之間的信息安全戰略的關切，還是隱形權力的延伸問題。二是出現了新的形式。傳統的各行為體之間的政府間碰撞日益變得隱蔽和巧妙，跨國公司等非政府行為體具備了和單個國家衝突的行為能力。一系列跨國組織還打破了傳統的對行為體四個要素的界定，從而具有國際政治行為體的資格。在谷歌退出中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在信息時代谷歌本身作為信息傳播媒介是如何在與中國政府博弈的。而這些跨國公司雖然不一定受到美國政府的指使，但在大的方向上卻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三是出現了新的趨勢。傳統的中美之間的衝突以中國的國內的民族主義勢力支持政府的對外政策謀求中國的優勢，現在這種民意和政府間的態度出現了分裂，而民意之間也出現了分裂。美國國內也出現這種不同的民意。這說明，中美衝突的議題出現了超國界的認同，基於不同的身份和利益認識，出現不同的利益訴。在谷歌事件中，網民並沒有出現一邊倒的現象，而是分裂成“挺穀”與“貶穀”之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也出現了中國企業人士與政府的不同聲音。隨著中美之間出現新的摩擦議題，中美之間的這種現象會大量湧現。傳統的民族國家正在被“全球化國家”替代是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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