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對誰負責任這個問題上，中美存在衝突。美國要求中國在一些國際議事日程上積極配合美國的要求和做法，以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義務，這實質上是一種對美國負責任的標準。中國認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首先要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其次，在履行國際義務時，要充分尊重他國的意願，不能強制實施；再次，這種做法最好的方案應該是利人利己，應有利於和平和發展的主題。如在伊核問題上，美國要求中國積極配合制裁，而中國認為制裁並不能解決當前的伊核問題。
在應該負責任的範圍和程度上，中美之間同樣存在著分歧。美國要求中國負責任的範圍要超出中國自身的承受能力，而這種“量中華之物力”的負責任對中國來說，實際上是妄圖通過國際義務拖垮中國。中國的負責任應該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並且有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不是攪局者。實際上，這就要求中國對自身有一個恰當的定位和正確的評估，自己的實力處在什麼位置，擁有的資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對外投射，不應被盲目的“大國責任論”和“中美共治”熏暈。
當然，也存在著中國對自身的責任向裡收縮和外界對中國的期許存在著差距。隨著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要求中國負責任的聲音會越來越大，而這種衝突的幾率也會上升。中美之間的摩擦將會越來越多。
二、地區層面：安全訴求與不合作
美國著名的新保守主義思想家羅伯特 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於2005年6月號的《大西洋月刊》刊文《How we would fight China》指出，美國與中國在太平洋上的軍事競爭將是二十一世紀特點，中國將比過去的俄國更難對付[4]。雖然當前再用冷戰思維看待中美關係顯得多少有些不合時宜，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時，在地區層面上中美之間的衝突將會集中表現在太平洋地區。以台灣為圓點劃圓，圓周範圍內可以囊括當前中國周邊的所有潛在衝突點，隨著不同時期中國實力的增強和對外擴散，其半徑也越來越大，最終形成同心圓。這種環環相繞的同心圓，以最小的圓為核心。未來中國要想逐漸擴大半徑，就必須解決最小的圓。這種戰略路徑如同樹木的年輪一樣，可以稱之為“年輪效應”。
而美國當前的戰略則是包圍圈戰術，通過其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實力點構成一個網狀結構，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其包圍的重點也發生轉移。冷戰時期形成對蘇聯的包圍之勢，冷戰後側重於中東，而近年來，隨著亞太實力的增強，其戰略重心即將完成向亞太的轉移。
當中國通過“年輪效應”向外擴展，而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時，二者力量產生交匯，從而表現為交集內不同地區的利益碰撞，這就表現為地區層面上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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