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假設在某一天，官方說張教授您也來給我們當當顧問吧。屆時您將作何反應？
張五常：他們不需要這麼做。找朋友帶個口信來就可以了，有什麼問題，我有什麼建議，我知道的會說。朋友之間問我怎麼看，我知道的會說。這種傳達方式可能傳錯。正正式式的會說得清楚一點。但我認為不需要這麼做。我認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經濟學家的責任
《南風窗》：前些年有學者說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不超5個，在您眼裡，在這個群體中稱得上經濟學家的多不多？
張五常：1997年，我做美國西部經濟學會的會長，這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學會，我數了數那些會員，3個裡面有1個是中國人。你說中國有多少經濟學家？他們不是經濟學家麼？我在美國攻讀經濟的時候，全校的中國學生只我一個念經濟，現在念經濟的很多，那你說中國經濟學家怎麼不多呢？說起來，我在美國長灘教了兩年，芝大兩年，華大13年，加起來只教過一個中國學生。今天的情況相差很遠。
中國幾千年前的老子、韓非子，都是經濟學家，還有其他的，當時可能紙張不便，寫不出長篇大論，但比照一下現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諾貝爾獎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還比不上我們的韓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說的經濟學是什麼經濟學呢？經濟學有多種。大多數的經濟學不走解釋世事的路。你可以說我這種不是經濟學，我不會反對。30多年前美國的同事說我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這些同事有偏見，認為解釋現象才是經濟學。當年影響我的前輩都著重於經濟解釋，今天奇怪地變得很少了。
《南風窗》：經濟學家的責任是什麼？
張五常：沒有責任的。經濟學家沒有責任比有責任好。我知道有些後起之秀說自己有什麼責任。他們還年輕，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認為做學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釋。解釋了你不懂我再解釋。解釋到不想再解釋的時候，就不解釋了。
沒有什麼責任的。你聽就聽，不聽就不聽。我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解釋。有關自己的國家，當然多解釋幾句了。你又沒有付錢給我，而你付錢給我我很難做。經濟政策顧問的錢是最不好賺的。我平生只見過兩個朋友賺得舒暢。他們不僅懂經濟，也懂政治！
《南風窗》：那麼怎麼樣保持經濟學家的獨立性？
張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獨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訴你我是做過顧問的，不是做得那麼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經聘我做租務管制顧問。他們請我去，給我資料叫我寫報告給他們，我花了多天寫了報告給他們，誰知道他們請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務管制的。就是他們已經有結論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對租務管制的。他們不付答應我的錢。
好些時，政府部門叫你做顧問，不是問你什麼對什麼不對，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為什麼要賺這種錢？這方面弗里德曼對我影響很大。你問我意見，我給你意見。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經濟學家去開會，利益團體在場，很多經濟學者也在場。我坐在那裡，我反對，把其他人都激怒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經濟政策只有我一個人反對，而政府很難推翻我的論據。但有幾年時間我跟當時香港的財政司司長合作得很愉快。每兩個星期大家進一次午餐，論經濟大勢。他說只聽我一個，因為我從來不替任何團體說話。大家君子協定，午餐輪流結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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