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很多人說我現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認為應該把我定義成新儒家，原因很簡單，儒家雖然也有開陳出新、溫故知新的觀念，但儒家對“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來了以後，中國人都提倡新，一談到舊好像就是反動的。但以前朱熹與人講的都是“共商舊學”，對“舊”字抱持非常莊嚴的態度。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是罵“今”的，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的。
“新儒家”這個詞其實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1987年，中國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筆錢組織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國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牽頭。方克立做了一個決定：18個院校，47個教授，大家都來研究新儒家。他們經過討論，確定了10個新儒家代表人物，這10個人是兩代人：一代是從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為主的5個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這幾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見過。然後他們又選了5位是1949年以後的人。那時候大陸當然就沒有儒家了，所以選的全是到台灣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錢穆、方東美。
新儒家發展到今天，經過了三代兩傳，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有連貫性，這就成為了傳統。當代儒學的復興為什麼力量比較大呢？因為這三代人存在連續性。
CE：你算第三代。
杜維明：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他們是熊先生、梁先生的學生輩，我是牟先生他們的學生輩，從這方面講起來我算第三代人了。
CE：整體上你怎麼評價第二代新儒家？
杜維明：我能夠做學術研究，一方面因為中國存在孔孟的學術傳統，另一方面是因為第二代新儒家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他們每一個人的片言只字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在學問上最接近牟先生，但是在與人交通方面，最親近徐複觀先生。牟先生的特長、本領跟熊十力先生一樣，是要做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而不是做一個專家學者而已，他必須要對老師所提出的問題質疑、反思。牟先生和熊先生之間是這個關係，我和牟先生也是這個關係。
我自己和牟先生研究的路數很不同。牟先生從西洋哲學轉過來，他完全認同康德，在康德思想上建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全部翻譯成了中文。我完全不是這條路，我走的屬於體驗的路，比較接近唐君毅先生。雖然如此，牟先生對哲學思想的洞見和他思考康德問題的力度對我也有很大的啟發。如今我們可以說，20世紀中國的哲學家，大概牟先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體系，不論是在寬度還是廣度方面，很少有人超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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