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你在海外研究儒學幾十年，我不知道西方的學界對儒學的認識和興趣有沒有提高？漢學家傅高義先生對我們說，跟你接觸以後，他對儒學的理解也發生了一些改變。
杜維明：傅高義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社會學家。他是我的至交。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講“亞洲四小龍”，我們現在叫儒教文化圈，但是他所了解的儒家，多半是從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發展方面了解的。我說，你這不夠，你要把儒家作為更寬廣的人文傳統來了解，要知道中國人如何做人。
他對儒學認識的提升反應的是美國的精英大學的學者們對儒學認識的提升，那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們對儒家的尊重與了解，和文革期間中國大陸是天壤之別。這跟我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也不能說就是完全的因果關係。如今在西方，所有的神學家、哲學家談到儒家，談到孔子，都有一種敬畏感。1948年，就有學者講過，塑造人類文明的精神資源就是四個典範人物：孔子、釋迦摩尼、蘇格拉底、耶穌。而孔子在中國變成了孔老二，還有批林批孔運動，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以前是沒有出現過的。
問題完全不在於孔子本身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受了屈辱，悲憤感導致我們的心態不正常，我們採取了一個策略，就是用我們糟粕的糟粕和人家精華的精華相比。日本人到今天還最喜歡講“日本人論”，“日本人論”總是闡述日本人為什麼那麼偉大，而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的國民性總是很糟糕，讓人感覺中國人就是阿Q，是祥林嫂。按這種思路發展下去，描寫到後來，西方是什麼呢？就自由、民主、人權、科學等等。中國是什麼呢？就是隨地吐痰、抽鴉片煙、三寸金蓮、納妾。這樣的認識導致的局面是，今天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文化積澱比較好，但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已經斷層了。
另外，我們百年來的革命傳統太強了。救亡圖存裡面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富強，其他的免談。到今天為止還是這樣，不管怎麼樣，經濟不搞好，所有的都別談。工具理性主義思想太強，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就沒有容忍，大陸崇尚的就是鬥爭哲學，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每個人很在乎自己家庭的溫暖，或者至親好友的情誼。對內的凝聚力很強，對外的侵略性很強，相互之間的懷疑心理很重，就是中國人很難團結的原因。這都可以從革命精神、造反有理的觀念那裡找到源頭。儒家講，應該從不忍到仁，先不忍我最親近的人受苦受難，再把那種同情心往外推，這就是仁的發展。革命精神是正好相反，要痛打落水狗。這種鬥爭哲學和革命精神發展到極端，就是只有紅太陽跟你是最親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可以犧牲的，自己的父母也是可以出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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