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在15歲的時候，問他老師一個問題，何為天下第一等人？老師說，讀書登第。你好好念書，你父親是狀元，你也可以成為狀元。王陽明說，狀元也許不是天下第一等人，讀書做聖人才是天下第一等人。他講的聖人事實上是很簡單的，就是做一個最全面，最能夠體現人性光輝的人。這不是靠你的外在，而靠內在價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強調的就是這個內在價值，也就是個人人格的塑造。
北大耕讀社有個學生，拿到了MIT的全部獎學金，大家來祝賀他，他說他要出家做和尚，你認為他是受了人家的迷惑了，或者感情生活出了問題，其實都沒有，你跟他談話，發現他比我們還正常，他追求的是內在價值。
CE：你說過，儒學需要創造性轉化，才可以成為21世紀的人文資源，哪些方面需要轉化？
杜維明：太多了。第一個要轉化的就是魯迅筆下所描寫的國民性。魯迅認為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全部腐化了，這是不對的，主流文化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講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現在主流文化應該回來。不過，它要經歷一個創造性轉化的過程。早在1968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講的是仁和禮之間的一種創造性的張力，仁是人內在的道德性，禮是外在的規範，內在的道德性需要通過禮來充分體現，所以禮需要具體化，這個具體化過程就是轉化過程，這就是所謂知行合一的問題。
CE：你把儒家當成重建當代中國道德倫理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但是你也提到德治的問題，儒家在當代中國政治重建中有何可為的地方？
杜維明：儒家有三個面相：道，即核心價值、基礎理論；學，即學術傳統；政，就是經世致用。這三方面必須互相配合。政治儒學現在是一個重點，現在很多人談有沒有儒家的民主政治，有沒有儒家式的憲法主義。不過，蔣慶的政治儒學，我可以欣賞、了解，但完全不能認同，他太狹隘了。現在做的比較有發展可能的，一個是秋風，另外就是幹春鬆。哈佛有個法學博士，講作為憲法主義的儒家，因為儒家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調控系統，就是禮，禮就是儒家的憲法。這個調控系統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念，就是最有錢，最有權，最有影響力的人，也應該最有責任感。我們要求你們這些有影響力人，要符合最低的道德標準，甚至你要體現道德很高的標準。儒家的權利觀念是從領導者的責任開發出來的。
CE：儒家的君子倡導的是責任意識，但現代公民是講權利的，那君子和公民之間是個什麼關係？
杜維明：哲學家西爾斯認為，儒家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的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資源。為什麼？因為公民社會是文治的社會，反對濫用暴力，而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倡導聖賢人格而不是英雄人格；更重要的一點是，公民社會是民間的，公民社會需要知識分子參與社會、關切政治、倡導文化。儒家的士君子就是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他是主張積極入世的。
CE：你也說過，儒學跟專制政體，跟歷史上的官方意識形態有合拍的地方，在當代重振儒學的話，如何避免被人當成專制的工具？
杜維明：儒家有一個最核心的基本理念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假如沒有批判精神，儒家就死了。孟子認為，作為一個儒者，有五種資源可以同時調動起來：一是強調人內在價值的主體性；二是民本思想；三是強烈的歷史意識；四是天道意識，主張敬畏感；五是有未來指向性，所謂“為萬世開太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
CE：你希望儒家與政府之間保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比較合適？
杜維明：在俄語語源中，知識分子的特性就是反體制，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會異化。但這不是儒家的傳統，更不是整個西方民主的傳統，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和政治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你不能說基辛格不是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定要關切政治，最好能夠投入政治，但不要放棄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要轉化政治，而不為政治所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