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對他的兩個主要觀點，你都不認可。
杜維明：他走出來的這條路，有他的獨一性。我和牟先生雖然親近，但是牟先生基本的觀點，比如說從中國傳統中開出民主、科學，我都不認可，我認為這根本是在西方啟蒙哲學的大框架下所提出的問題，意思是說，如果儒家不開出民主、科學，儒家的現代意義就沒有了。他沒有問這樣一個問題：基督教沒有開出民主、科學，天主教絕對是反民主的，為什麼它在宗教世界裡的影響力還是最大的。另外，你要開出民主和科學，隱含著的問題是以民主、科學為絕對、唯一的價值，但是你對民主是什麼意思有沒有很深刻的理解呢？是不是只有選舉和多黨坐莊算民主？公共理性的擴大算不算民主？
另外一點，唐先生有跟西方傑出的哲學家之間溝通的經驗，牟先生沒有，就是完全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發展自己的哲學，他又看不起康德以後的哲學家，所以他就受限制。我特別不接受“良知坎陷”說，我認為良知要擴大，要深化，要全面，不是坎陷的問題。
CE：你非常重視與來自不同文明的學者進行對話，你給自己的定位是什麼？是思想家還是布道者？
杜維明：80年代，湯一介先生成立了中國文化書院，搞了個收費培訓項目。在開班儀式上，湯先生介紹我，他說杜維明教授宣傳儒學，是儒學的吹鼓手，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
我下來就跟湯先生說，你如果再這樣介紹我的話，我最好不要跟你談任何問題，因為你是用我最討厭的概念來介紹我，我認為“宣傳”這個詞不好。因為我和西方學者接觸，是和神學家接觸，不是和牧師接觸，牧師才布道。我經過那麼長的時間，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裡面從事幾十年研究工作，我來布道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認為我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我怎麼活動？我跟政治根本沒有接觸。我第一次到大陸來，那時候通過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我就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條件：我不要跟官方有任何接觸。他們說，你必須要和統戰部接觸，因為你是台灣來的，我說統戰部我也可以不接觸，結果師範大學幫我很大的忙，不是說不接觸，就是他們來找我的時候，說我出去出差了，就推。所以我在大陸整整待了1年時間，碰到最大的官，就是師大專門負責文科的副校長。很多人說，你到了中國大陸，一定要和官方接觸，不然你不能有任何活動的空間。我說，我1980年就沒有跟任何一個官方的人有接觸。我到香港去碰到我的幾個老師，他們認為我到中國大陸去講儒學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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