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學習中，黨內對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認為“這是啟發思想的一種爭論。黨內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解放”。他覺得自己參加了“六大”的籌備、召開以及貫徹執行等各項工作，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應當認識得更加清楚。因此，經過深入的思考，並與當年參加“六大”的同志交換意見後，周恩來於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黨校就“關於黨的‘六大’研究”作了兩次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歷史實際情況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風的思想方法，兩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並從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階級關係，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革命形勢和黨的策略，黨的各項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響等6個部分對中共“六大”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對統一全黨認識、推動延安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對黨制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均有重要作用。
遭過火批評被認為是“犯經驗主錯誤”的代表
延安整風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但是，由於是第一次以這種方式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很多人還不太習慣，因此不免出現偏差。在第二階段整風會議上，對周恩來的批評就有過火的偏向。
在胡喬木組織編寫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有這樣的記載：
在會上，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有的說：王（王明）、博（博古）、洛（張聞天）、稼（王稼祥）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再加上康生這樣的人不斷地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上述過火的批評，過高的“上綱”，給檢查者以較大的精神壓力，這對於後來的黨內鬥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是一個應當總結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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