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後來說：這時支配著他的想法就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他不顧自己的處境，懇切地說服大家，不能意氣用事，要團結起來，使黨避免出現分裂，共同渡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他還代表中央同羅章龍、王克全等人談話，嚴厲批評，並告誡說：分裂和反對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較大的分歧與糾紛，但黨沒有分裂，這與周恩來發揮的巨大作用是分不開的。今天看來，他的種種努力不是幫助教條主義“流毒全黨”，而是維護全黨的團結與統一。
面對整風運動中過火的批判，周恩來仍是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嚴於解剖自己，勇於承擔責任。而同樣受到批判的王明，卻始終耿耿於懷，不斷地喊冤叫屈。對此，周恩來的評價是：他還是站在個人利害上來了解問題。
宰相肚裡能撐船。周恩來襟懷坦蕩，對自己的過失從不原諒，經常自覺地作自我批評。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錯誤要逢人就講”，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取得別人的幫助，二是可以給別人以借鑒。延安整風期間，他對自己20餘年革命歷程的功過是非進行了深刻的檢查，抱著嚴於律己的態度，誠懇地檢討了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檢討了抗日戰爭初期武漢的工作。後來，周恩來屢作自我批評，甚至是過分的檢討，目的在於教育全黨，引以為鑒。
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周恩來不僅在黨內講得很多，而且在黨外也經常講。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對出席青年團代表大會的代表們說：“我雖然有二十七八年的黨齡了，還不是犯過許多錯誤。每次談起來，總覺得自己對革命有所欠缺，總覺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滿意。”
1961年，周恩來在上海同一些演員談話，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這就是周恩來，在他身上有一種嚴於律己的精神；而他的謙虛，更加襯托了他人格的偉大。正是由於有這種嚴於律己和謙虛的精神，周恩來在參加延安整風運動中思想上收獲甚豐，他這樣說道：“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去年的整風，才在我思想上開門。這一次歷史檢討，才進一步認識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