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在回憶錄中寫道：
不可否認，會上也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說王明是特務，讓他講怎樣出賣黨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志，要公開批判周恩來。
在這個關鍵時候，幸虧毛澤東及時發現並阻止了這種過火的批判。他說：周恩來同志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就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的第一槍。
毛澤東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風在“搶救運動”外，再來一個“反周”，那就很危險了。不過，在整風運動基礎上形成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仍然有反經驗主義的內容。《決議》寫道：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
《決議》對周恩來不點名的批判對於後來的歷史也有著不良的影響。1975年3月，張春橋、姚文元掀起了一場反“經驗主義”的鬧劇。他們不但善於從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尋找時機，以求一逞，而且善於從歷史檔案中尋覓攻擊對手的武器。當時，他們以反“經驗主義”為突破口，企圖借助歷史上對周恩來的過火批判來打倒周恩來。關於這個問題，由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寫道：“張春橋、姚文元這樣步調一致地批判‘經驗主義’，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風時，周恩來曾經被認為是‘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
因此，在整風運動中，確實存在對周恩來的過火批判。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過火批判的偏向與20世紀30年代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能同日而語，它沒有把肅反“逼供信”的錯誤做法搬到黨內來，也沒有採取簡單化的“懲辦主義”，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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