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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90年代，一些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采取停薪留職的方式下海經商。 |
中評社北京5月20日電／無論是完善能進能出的幹部人事制度，還是優化人盡其才的人才成長環境，幹部下海都帶有標誌性意義。在現代社會，擇業自由是公民的一項權利，當然也是公務員的權利。然而，一年來不少幹部辭職經商卻引起許多爭議，使下海幹部面臨不應有的道德困境。為此特邀多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幹部下海的原因、下海幹部的類型、幹部下海是否干擾市場經濟秩序、下海幹部面臨的困境等問題。
上篇：改革開放以來三波幹部下海潮的成因、特征和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出現過三波“幹部下海”潮
主持人：2013年以來，廣州市已有6名處級以上幹部辭職下海，其它地方也有幹部辭職轉行。這雖未形成新一輪的幹部下海潮，但其影響也不小。其實，“幹部下海”不是新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幾波幹部下海潮，具體情況如何？
謝寶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出現過“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三波“幹部下海”潮。其他時期（包括現在）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幹部下海”現象，但總體來說體量不大，尚不足以稱之為“下海潮”，如同特大的人群共同體里總免不了少數異端、另類一樣，偌大的幹部隊伍里當然免不了某些轉行者。
唐亞林（復旦大學教授、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第一波“幹部下海潮”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於“價格雙軌制”的權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業的放權、政府自身機構改革任務的推進等，一大批幹部下海經商，甚至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全民經商潮”。
第二波“幹部下海潮”的興起則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並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種激勵政策的積極支撐，如鼓勵幹部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帶薪進修學位、實行離職買斷補償金制度等。
李春成（復旦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2000年初至2004年4月，在中央明確表態之前，幹部下海進入“第三波”。相對於前兩波，第三波下海的幹部，人數更多、規模更大，級別也越來越高，大多屬於“少壯派”——正當盛年且下海前身居要職；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興未艾的高科技產業、非公有制企業；下海方式不再是過去的停薪留職，而是辭職或提前退休。
三波“下海潮”社會背景各有不同
主持人：之前三波“下海潮”的社會背景有何不同之處？
唐亞林：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國家掌控著資源的基本調配權，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整體受制於一體化的國家權力，市場和社會的活力難以釋放，社會自主發展的空間更是受到擠壓，自然難以談得上創造出一個平等、自由、繁榮、和諧的社會。改革開放後，市場的力量重新被發現，並日益主導資源的配置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去發現創造財富的機會成為一種價值選擇。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標準，人生價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條路，整個社會出現了一種價值多元化的跡象。與此同時，政府自身的改革進程以及相應的激勵措施，助推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與90年代初期兩波“幹部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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