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懷疑，下海幹部中可能有兩種人：一是“洗錢”者，即利用下海將官位上以各種方式撈取的“黑錢”淨化。二是“權力兌付”者，即幹部在“下海”之前已經用權力給足了老板們好處，懾於黨紀政紀法紀，沒有將權錢交易及時兌現，留待“下海”之後兌付已經談妥了的回報。於是，權力變成了一種“期權”。有人質疑：商業人才價值需要市場的檢驗和評估，有的辭官下海者憑什麼初來乍到就能拿50萬甚至更多的年薪？！如果假給，則有洗錢的嫌疑；如果真給，則難免期權兌現的嫌疑。
幹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還是一種社會進步
主持人：有人認為，幹部辭職下海，不僅會給本地或本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而且從人才培養、管理角度來看，對國家和集體造成的“隱性損失”也是巨大的。對此，您怎麼看？
李春成：這個觀點往往能得到很多人的共鳴，尤其是黨政機關幹部和比較看重忠孝傳統的老百姓。他們往往比較強調“知恩圖報”、“從一而終”，強調“公”高於“私”、集體優先於個體、紀律超越權利。因此，幹部下海就被視為缺乏組織紀律觀念、見利忘義、缺乏忠誠感。這種觀點的背後實質上是一種“官本位”、“政府本位”，似乎只有“當官”才能為公共利益服務，只有政府才是人民利益的唯一的合法的代表。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幹部下海就等於由公而私，等於拋棄公共利益專營個人利益。總之，持這類觀點者認為，幹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
與“敗德行為”論相反，有人認為，機關幹部能辭官下海，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首先，幹部下海是對“官本位”思想強有力的挑戰，對於人們解放思想、正確對待公共權力無疑是一貼好藥。其次，幹部下海對於社會進步也有深遠的意義。此外，幹部下海“對改造中國文人身上的官場人格是有利的”。通過這種典型的社會角色轉換，可以促進人們的價值觀念的轉換——由權力價值中心變換成金錢價值中心，深化對誠信價值的認識。
幹部下海引起的組織管理困惑
主持人：幹部辭職下海，給所在單位的組織管理工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李春成：除個別以外，絕大多數幹部下海都得到了原來所在單位的批准、組織部門的同意。實際上，組織領導的態度取決於他是怎麼看待和權衡幹部下海的利與弊的。
最為贊成幹部下海的，是那些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或精簡機構而出台“紅頭文件”鼓勵甚至強制公務員下海（經商、創業、打工）的地方政要；其次是那些“開明政要”，儘管他們並不出台文件或指示呼籲甚至強制公務員下海，但如果下屬自願提出下海，他們不是阻攔而是鼓勵和支持。譬如，習近平在任福建省省長和浙江省委書記時，對其下屬福建省信息產業廳廳長、黨組書記游憲生2000年的下海和浙江省地稅局總會計師徐剛2003年的下海，都持一種開明的理解和支持態度。在接受CCTV記者訪談時，習近平說，幹部下海就業是他們的一種選擇權利，“政府對幹部的選擇和幹部對事業的選擇是雙向選擇”。
支持者試圖通過幹部下海實現的目標，譬如地方GDP的增長、民營經濟的發展、官員觀念與知識的更新、市場經濟的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的提升、機構人員的精簡等，也都是反對者所欲求的。然而，反對者主觀預測和臆測的各種損失和危害，如精英人才流失、影響市場公平、洗錢、權力期權化、權力資本化等，也是存在的。
主持人：可見，幹部下海既有利又有弊，鮮明的支持或反對態度都會遇到價值困境。
李春成：正因為鮮明的支持或反對態度都會遇到價值困境，所以，很多組織領導採取中立的態度，其基本做法是“盡量挽留但不強求”。然而，這種態度最多只能從心理上安慰態度持有者，比較消極和被動。而且，除非組織領導真正能夠將幹部下海的利弊等量齊觀（置之度外是不可能的），否則，不是中立，而是傾向於反對的無奈。從責任的角度來講，中立者也許能免除其“主觀責任”，但“客觀責任”還是難免。因之而起的是與支持者或反對者同等的客觀價值權衡，和一個特別的主觀倫理困惑：“我既未支持也未反對幹部下海，為何要我為幹部下海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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