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成：第二波下海潮比第一波來得更汹湧，這主要由幾方面原因所導致。首先，在思想上，經濟上貧富的現實和小平同志的講話，使得“國”字頭、“公”字頭的行業和單位原有的光環和榮耀感已成明日黃花，“民”字頭、“外”字頭的事物逐漸獲得了社會的認同甚至因其待遇優厚而頗受青睞，對個體、對職業、對行業、對部門、對政府工作好壞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評價標準是“經濟發展”。經過一番思想與現實的洗滌之後，至少那些下海幹部本人，已經不覺得到私有企業工作在榮譽上有什麼丟人之處了。其次，相對於80年代，90年代的“海”更寬更廣，政策預期、政治環境也更清晰、更穩定。第三，就幹部下海本身而言，經過80年代第一波下海者的摸索和示範，“有心人”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思想醞釀和精神準備也更充分些了。於是，一些幹部紛紛下海，打造了第二個“下海里程碑”。
第三波下海潮的原因有四個。首先，20世紀末中國政府機構改革全面開始，公務員隊伍開始重組。1999年，中央全國地方機構改革會議決定，市縣鄉政府部門要精簡的人數不下280萬。其次，2000年開始實施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及類似法規制度，為幹部下海創業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三，是各級政府對發展民營經濟的高度重視，對於招商引資的近乎著迷——不少地方政府強制幹部“下海”的目的就是引進外資發展地方經濟。第四，國內崛起了一大批新興大中型民營企業及其對於“社會資本”豐富的政府幹部的特別青睞，為下海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業的平台和收入甚為豐厚的中高層職位。所有這些共同將新世紀中國幹部下海推向了高潮。
“幹部下海”既是客觀因素使然，也是個體理性計算的結果
主持人：我國素有“官本位”傳統。絕大多數人加入公務員隊伍都不是誤入歧途，而是有強烈的主觀意願。那麼辭官者為何會背棄初衷、“下海”另謀發展呢？
謝寶富：“幹部下海”既是客觀因素使然，也是個體理性計算的結果。辭職“下海”的官員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入職年頭不久的年輕官員，另一類是堪稱官場“老油條”的中老年官員。前者大體以職位較低、沒什麼實權而又提升空間有限或自覺不適應官場生活者居多；後者反而以有一定職位及實權但提升同樣受阻者居多，因為職位較低、沒什麼實權和資源的中老年官員不僅在官場上沒什麼市場，而且在商場上同樣難受歡迎。
第一類“下海”者的動機大多相對單純，既然官場提升受阻，或自覺不適應官場，或既無腐敗機會（或不敢腐敗）又不甘清貧，還不如趁自己尚年輕，早點辭職再出發，“下海”另辟新天地。第二類“下海”者中雖同樣不乏動機單純者，但也確實夾雜著某些動機相對複雜者。一些漸顯老態、實權在握而又提升空間有限的中老年辭官者之所以備受企業家、商人甚至大學、科研院所歡迎，真實的原因怕不在於其經驗、素質、能力和社會影響力，更不在於其年齡優勢，而在於他們通常能在“官場”與“商場”之間架起一座利益輸送的橋梁，發揮企業“駐京辦事處”般的作用。
第三波下海潮被一些人視為拴著保險帶、套上救生圈的幹部下海
主持人：在市場經濟初期，一些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鼓勵幹部下海，還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其效果如何？
李春成：經濟發展既是老百姓對於官員的最大期望，基本上也是國家幹部被考核的第一標準。在21世紀初，一些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使出了“幹部下海”以“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這一招。正因為是為了政府，為了地方經濟發展，所以，這種下海往往是留有歸路、官帽猶存的“半下海”，有人稱之為拴著保險帶、套上救生圈的幹部下海。這一方面是為了增加政策吸引力，二是解除“勇士”們的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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