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與此相對照的是，台灣方面長期以來顯得消極有餘，進取不足。無論是時任“文建會”主委盛治仁，還是時任“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反復談及的觀點只有一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已累積相當經驗，雙方可在既有基礎上，積極擴大往來”。這個觀點表面上禮貌回應了大陸方面的呼籲，但其實質是給陸方碰了一個軟釘子：擴大交流即可，實質商簽免談。對大陸一再呼籲的商簽文化協議最為清晰的回應，是2013年1月23日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海基會年終記者會上表示，“馬英九已強調要擴大兩岸交流的領域，因此不排除簽署任何兩岸交流的協議。只要台灣需要、立法機構監督、民意支持，不排除簽署兩岸文化協議”。協商尚未啟動，一下子就先提出三大條件。若大陸方面也提幾大條件，那豈非“商簽放一邊，前提互對峙”了。倒是時任台灣海基會董事長的江丙坤卸職前的一段由衷感歎發人深省：雖然兩岸現已簽署18項協議，但其最遺憾的是這其中缺少了文化協議。可此時的江丙坤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二）兩岸文化的現狀、差異與碰撞
由於從1949年以來兩岸社會制度不同，又有半個多世紀的長期分離，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對台灣文化的瞭解少之甚少，而台灣對大陸文化的瞭解同樣如此。即使現今兩岸文化交流持續熱絡，可雙方彼此由表及裏、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全方位瞭解還僅停留在淺表層範疇。正因為彼此還有著那麼多的不知、缺知、少知，故難免會產生許多誤解分歧，對各自定位與彼此體認的差異尤甚。
1、大陸的定位與體認
長期以來，大陸主流觀點認為，中華文化的根既然在大陸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一帶，大陸文化自然就是中華文化的惟一化身、代表。反觀台灣文化，由於是資本主義制度意識形態的集中體現，“腐朽”、“沒落”成了其必然的代名詞。上世紀90年代後，兩岸文化之間的交流交往漸多，大陸對台灣文化的瞭解漸廣，但對台灣文化的認知仍停留在其是大陸文化南移台灣的分支的範疇。直到2008年12月31日“胡六點”才第一次論定，“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胡六點”確認台灣文化本身就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歷史性的明確界定，終止了長期以來有關台灣文化定位的種種爭論，這對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當今考量商簽兩岸文化協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與作用。從“胡六點”的論述可以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決不是大陸文化的一個分支、補充或點綴；二是大陸文化與台灣文化從不受國家主權爭論的影響，不存在誰隸屬誰的問題；三是台灣文化功不可沒，對中華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
2、台灣的定位與體認
台灣主流社會對自身文化的定位始終如一，自認為全中國，甚至整個華文世界，只有台灣文化才是惟一接續、傳承、弘揚了中華文化，其理由很簡單：香港、澳門曾是英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能稱作“文化沙漠”，充其量是“殖民文化”；大陸歷經“文化大革命”，中華文化的精髓早被摧殘殆盡，要恢復元氣豈非一朝一夕；只有台灣文化數百年以來深得中華文化真諦，並弘揚光大，從未間斷過，並以此為傲。若論文化的硬體，台灣可能屈居下風，但若以文化的軟體相比，大陸文化遠遠落後於台灣文化。
上述兩種觀點的差異對立所產生的激烈碰撞，無疑對兩岸文化協議協商造成溝壑很深、一時無法解脫的負面影響。
（三）社會制度、運作模式對文化協議的制約
兩岸文化同屬中華文化，無論是兩岸官方、學者，還是普通百姓，除了執意要搞“台獨”的極少數人之外，對於這一條是早達共識、堅信不疑。但由於台海雙方的社會制度不同，一方是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社會制度所引伸出的文化運作模式截然相反。用龍應台的話來說，台灣的文化是以草根為主、由下往上，是一種自然情感表達。而大陸的文化則是以精英為主，政府主導、由上而下。這兩者之間有著很大差別。
正因為兩岸文化具體運作的模式不同，從而在協商雙方的文化協議時，常會引發台方擔心的大對小，上端對下端，精英對草根，撥款對籌款，計畫對市場，僵硬對活潑，如此多的矛盾與碰撞，似乎對台灣不利，而擔心大陸會從中獲利。
二、商簽兩岸文化協議為何呈現“陸熱台冷”
將商簽兩岸文化協議所存在的種種障礙透明化放到桌面上後，關心此議題的兩岸人士必定會發問：為何對商簽兩岸文化協議會呈現“陸熱台冷”局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起了2010年12月，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數次研討會上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他認為，在大陸，文化始終與政治掛鈎、為政治服務，這與台灣把文化當成“很自然”的態度不同，大陸積極表態希望洽簽文化協議，是將文化協議視作政治協商前奏曲，只要雙方對民族認同看法一致，政治談判也就水到渠成。范世平的這個觀點在島內學術界贏得不少共鳴，這就表明這個觀點非僅僅是他個人觀點，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對於“陸熱”不言自明，範氏觀點的要害是點明了“台冷”的要害所在，讓大陸學者初步瞭解了台灣當局對兩岸文化協議顯示出刻意“製冷”回避的躲閃態度，其實質是固步自封、作繭自縛的冷戰思維在持續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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