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焦慮，其實質內容是甚麼呢？簡單說，就是一種可能“被併吞”的焦慮。所謂的被併吞，當然是從異己關係推演而來的概念，如果兩岸不是異己關係，也就沒有併吞的問題了。而隨著大陸有形國力的崛起，兩岸的力量對比，其差距也越來越大，這時由於由敵對的異己關係所帶來的陰影，以及以往歷史仇恨的某些記憶，自然會把大陸的一切作為都解讀為企圖消化台灣的手段，這種心理就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於是漸漸釀成了“逃離中國”的心態。基本說來，我覺得這一面也許就可以描繪成某種“自卑自憐的小紅帽”心情吧！我以為由這樣的焦慮所產生的意識，也許並不一定會轉成“台獨或獨台”的政治意識，但它無疑會是這樣的政治意識之溫床，因此它也就格外值得我們注意。
而從心理層面來說，某種隱微的自卑情緒，也常會以某種自大的方式表現出來，就這點而言，台灣剛好在吸收現代文明上，比大陸要幸運得多，也因此在社會層面上，的確比大陸表現出更好的文明素質，我相信就這點來說，大陸朋友恐怕也會承認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然而撇開這事實面不論，我以為台灣的文明程度某種程度地轉成了掩飾焦慮的憑藉，在這點上，我不否認台灣有很多人是“瞧不起”大陸的，只是我不認為這是由於甚麼優越感的作祟，而是由小紅帽情緒所發展而來的某種自大吧！於是，這種自大就更加強化了想“逃離中國”的“正當性”，他們想的不是要用自己的文明去改善大陸的不夠文明，而是用自己的文明來告訴自己，一定要遠離不文明的病毒，於是最好把台灣像“無菌室”一樣地保護起來。這也就是說，從被併吞的焦慮，以及由此焦慮所產生的某些心理機轉，我以為我們也就比較容易理解這次反服貿學運，以及當學運領袖喊出支持台獨，會受到英雄式歡呼的由來了。
我這樣的分析有沒有根據呢？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這是我小兒子前兩年在讀高中時的一個故事。當時他們有一群同學在台北街頭碰到了一群大陸的觀光客，這些大陸朋友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大聲談笑，引來了許多路人的側目，於是這些同學交頭接耳了一下，就一起走到了這群陸客面前，像西方萬聖節的小孩一樣，突然一起喊出了一句話，這句話就是“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然後這群學生就很驕傲地走了開去，回到學校，他們也不斷轉述給其他同學聽，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多了不起的英雄事蹟一樣。這個故事讀者諸君會覺得它很無厘頭嗎？在我看來，它真的一點也不無厘頭，而恰恰是我上面分析的一個明證。
從以上的分析，我大致提供了一個邏輯圖像，也就是由兩岸乃是敵對的異己關係這樣的意識，通過對大陸與台灣有形國力的巨大落差，乃產生了集體的被併吞的焦慮。我認為這正是反服貿學運可以如此迅速地煽起風潮的原因。但是這樣的邏輯圖像還缺乏一個更根本的原因說明，也就是台灣社會為甚麼會把兩岸關係如此明顯地轉成了異己關係。
認同問題才是兩岸關係深水區的核心問題
在我小時候，那時兩岸的煙硝味還非常濃，那真是一種完全的敵對關係，一直到我念高中時，每隔一天報紙上都還會看到昨天金門落彈幾發，無人傷亡等等的報導，街頭也隨處可以看到“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標語，可是我們並不覺得兩岸乃是異己關係。還記得當年俄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來到台灣，他在中山堂的演講我也去聽了，演講中他不斷提及台灣在整個中國發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燈塔效應。那場演講在我們同學中的激盪是很大的，我們多半也都如此在思考台灣的價值。這也就是說在我們心中，台灣與大陸就現實政治來說，固然是敵對的，但心理上則是一體的，我們覺得大陸是一塊我們必須去關切，甚至是必須去改造的地方，而我們也願意為此付出努力。
記得有一回在報紙上看到了陳水扁的貼身親信羅文嘉的一篇文章。羅先生晚我差不多十歲，他是我同一個高中，也就是台灣師大附中的學弟。我們師大附中的校歌裡，有這樣的句子：“我們是新中國的中堅，看我們附中培育的英才，肩負起時代的重擔”，而每位附中的同學對這首校歌都是很有感情的，我們每天唱著校歌，也就沉入了那種意識之中，所以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在高中時代，他其實是個標準的大中國意識者，這也就是說即使是陳水扁身邊的幕僚，一位標準的台獨支持者，在他成長的過程中，都也曾經是大中國意識的堅定支持者，這種例子其實真是不勝枚舉的。
換句話說，敵對關係並不是兩岸成為異己關係的關鍵因素，在我看來，真正的關鍵因素還在認同的問題上，兄弟反目，只要彼此還認這個家，就終有修好的可能，但若彼此不再認這個家了，那可能就是永成陌路。所以台灣其實是在認同上出了問題，當人們逐漸不再接受中國認同了，兩岸也就漸漸成了異己關係。當然，如果更學理一些地說，認同也有許多不同的面向，所謂的中國認同可以是指政治的，國家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面向。如果就這些比較細分的面向來說，兩岸在政治的，國家的面向上，一直存在著認同分歧，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是兩岸曾經長期維持敵對關係的原因，但誠如上面所說，這一面向的認同分歧並不必然導致彼此成為異己關係，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在民族的，文化的認同上，兩岸始終不曾斷裂，可是任何明眼人都會看到，這些年來兩岸在民族的，文化的認同上，正在快速地斷裂之中，而且越是年輕人，斷裂的速度與程度就越快、越徹底，這樣說有根據嗎？
有很多人引述台灣陸委會這些年委託政治大學所做的民調，其數據都證實了這個現象，可是廈大台研院的劉國深院長也曾多次質疑這個長期追蹤的民調，由於問題設計的不夠明確，比如說題目詢問受測者自認為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之類，這樣的問法，對中國人與台灣人這樣的概念，其界義實在不夠清楚，所以劉院長認為這些民調未必可靠。一年多前我看過一份在基本概念上最明確的民調，比如說該份民調問受測者，在台灣每個人端午節要吃粽子，中秋節要吃月餅，這件事如果描述為“我們中國人端午節要吃粽子”，受測者是否同意這樣的描述？像這樣的問題設計，應該是非常明確在詢問受測者的文化認同，而且受測者誤解的可能性也很小了，而這份民調的結果確實是令人吃驚的，因為在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上，台灣三十歲到六十歲的人口裡，依然有六成左右的人口維持著中國認同，可是在十八到三十歲之間的人口，其情形剛好是顛倒的，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年輕人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也不再認為自己隸屬於中華文化圈。記得當時民調的執行者為了避免取樣誤差，還特別又加作了幾百份三十歲以下者的取樣，而其結果則完全一致，可見這的確表示了認同斷裂的現象並非空穴來風。換言之，在台灣多數人的整體認同，正在逐漸從兩蔣時期的一族一國（這一國是指中華民國）轉換到一族兩國（也就是廣義的獨台），再轉換到兩族兩國的過程之中，坦白說，這現象確實是嚴峻的。然則這現象是怎麼發生的呢？
毫無疑問的，這現象的成因肯定不是單一的，它必然和兩岸的長期隔絕與單純的時間因素有關，也一定和台灣政治宣傳對大陸的長期妖魔化，以及不斷把大陸對台灣的威脅極大化有關，甚至也和大陸的某些表現有關；但大概也沒有人能夠否認，從民進黨的前身開始，就採取族群動員的方式來奪權，乃至後來李扁時期在政治、教育、社會以及傳媒上鋪天蓋地的去中國化有關。這裡，自然的原因與人為的操弄交錯混雜在一起，便成了一個難以釐清，也很難扭轉的趨勢。更重要的是，不管這是不是真實的理由，由於選舉，在去除了李登輝之後的國民黨，也還是幾乎只能跟隨李扁所設下的去中國化框架，即使以目前國民黨來說，仍然最具備著文化中國情懷的馬英九總統，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上比較好一些而已。就以這幾年我幾乎無役不與的課程綱要修正與歷史教科書問題來說，我們真是費盡了力氣，直到今年才剛完成的社會科課綱微調，也還是只能達到了勉強及格的結果，但具體落實到教科書上，究竟還會不會有變數，也還不知道，可是屆時也已經到了馬政府即將結束的時候了。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也就是當年杜正勝以所謂“同心圓史觀”來執行李登輝去中國化政策的那個最基本的大框架，我們還是不能整個把它顛覆掉。如果這個框架猶存，在我看來，任何想要在台灣現行的教育上扭轉兩岸認同斷裂的努力，就勢必還會是事倍功半，更何況還不能保證我們這次的微調成果，究竟能夠保住多久，如果即將開始的所謂十二年國教課綱的修正，馬政府不能挺住，那麼任令去中國化教育持續下去，則認同斷裂的現象便有可能更加惡化，終至積重難返了。
在我看來，台灣現在所存在的認同斷裂的現象，才真正是兩岸所謂深水區的核心，這次反服貿運動告訴我們，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兩岸想從現狀再向前走，都將舉步維艱，然則像政治談判之類的協議，那就更是緣木求魚了。然而就像老話說的，三年之病都得求七年之艾，要解決認同斷裂的問題，恐怕會是一個十分浩大的工程，如果我們就認同的各個層面來做個排序的話，政治認同裡的國家認同與制度認同是個最顯性的層面，所以也許很多人會因此認為這個層面的問題解決了，問題就解決了，這也就是像民進黨所說的，大陸如果不自由、不民主，兩岸就免談。可是我以為事實恐怕並不如此簡單，今天台灣已經有一些研究顯示，即使大陸在制度上與台灣趨於一致，台灣也有越來越多人主張兩岸永遠分離，可見文化認同的斷裂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民族認同的斷裂，才是更根本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文化認同的問題當然也只能通過文化的手段來解決，這也就讓我意識到了兩岸文化協議的重要性，因此想談談我對文化協議的原則性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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