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是兩岸文化協議的真正關鍵詞
文化認同問題需要以文化手段解決，這是個常識，但解決的基本原則是甚麼呢？這就像解決兩岸經濟的問題，其基本的原則是互惠，這原則當然也普遍及於所有國家與地區之間經濟問題的解決，能讓彼此賺錢，這貿易關係才維持得下去，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而由兩岸的長期隔絕所引生的陌生感，則可以靠交流來解決，當我們每個人都有幾位來自對岸的好朋友，或者彼此多來往幾趟，那種陌生感也就可以逐漸化解了。但交流與互惠可以解決文化認同斷裂的問題嗎？
舉個例子來說吧！現在台灣隨時都大約有兩三萬大陸學生，遊走在台灣各大學校園之中，台灣學生赴大陸念學位或交流的學生也在逐年成長，這也就是說大概台灣的每位大學生，都會有幾位大陸朋友了，透過每年大陸所提供的落地招待訪問大陸的台灣學生，也已經有了相當的數量，照理說，對台灣的大學生而言，儘管仍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還不曾前往大陸，但透過大陸同學，也應該對大陸不那麼陌生了，可是反服貿運動一起，他們還是歡欣鼓舞地去參加了，這說明了甚麼？
前兩年，我小孩學校辦畢業旅行，我推薦了幾個大陸的景區，還跟他們說我也許可以找到朋友幫忙，讓大家可以玩得更省也更好，但沒想到反應奇差無比，他們同學中只有包含我小孩在內的兩位同學願意去，其他人則多半選擇日韓，甚至願意去菲律賓、印尼、泰國的都比大陸多，最後他們還是去了日本，這件事也許只是個案，但如果它是一葉知秋呢？交流可以增進感情，這是事實，互惠可以讓雙方有共同利益，但一旦把問題提到了認同的層次上，歐陽修朋黨論的老句子，以利聚者以利散，會不會也套用到這上頭來呢？交流與認同的關係，也許可以有一個比較戲謔的比方，交流就像找對象，但找到目標卻未必真能成為對象，即使彼此成了朋友，也未必能過渡到男女朋友的關係。這當然不是說交流是沒有用的，而是說如果真正的問題是在認同的層次上，那就像從朋友過渡到男女朋友的過程一般，還必須有一種內涵上的轉變，也就是除了我有意願參與到對方的生活之中去，還需要對方同時也願意接受我的參與才行，這個關鍵的轉換若不能發生，則一切就只是停在原點而已。
前幾年曾看過台灣政治大學的一份民調，它的對象是針對曾到大陸參加過營隊的台灣大學生而做的，主要在調查這些學生參加這類活動的感受，並探詢這些交流的經驗有沒有改變他們的認同。按照這份調查，大多數的學生對這類活動的經驗都是正向的，包括與大陸學生的良好互動和感情交流，也對大陸這些年來的發展持正面看法，同時多數人的確對大陸經濟與社會的印象有改觀，覺得和自己原先對大陸的刻板印象不同。但是除此而外，幾乎看不到他們在認同上曾經因為這些交流而有任何改變。這樣的民調事實上呼應了我上面的主要論點，也就是由交流並不能直接過渡到認同，而我這裡更要表示的是，如果真的想要解決認同問題，沒有“參與”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像我以男女朋友為例子所表示的，這種參與必須是雙方的共同意願，否則也只是單相思的徒勞而已，換言之，參與也就是解決文化認同的最基本原則。
然而也許馬上就有人會進一步提問了，大陸有甚麼地方可以讓台灣參與進來的呢？怎麼參與？參與進來後要做甚麼？怎麼做呢？或者我們說，大陸正在到處說所謂的中國夢，那麼有哪些夢可以讓全大陸與台灣都可以一起做，而且台灣也會有意願，更可以有貢獻的呢？對這樣的提問還真是不好回答，比如說在政治上大陸開放台灣參與，這條件恐怕還不成熟，經濟上似乎也不是那麼好想，此外在某些議題上，比如沙漠化的議題，台灣好像已經有人參與了，可是也很難全面鋪開，順此思路，好像原則有了，可是具體的工作還是很難落實，這裡有辦法可以落實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有一個方向也許是值得思考的，那就是在大陸的整個價值重建的過程中，如果能夠讓兩岸充分合作，也許是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的。何以言之呢？近幾年來，大陸普遍感到了某種價值的危機，也因此興起了一場國學熱，我們姑且不管這帖藥是不是一個好的處方，我覺得這一方向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意義。當整個中國在尋求和平崛起的過程中，的確有一個價值命題橫亙在每個中國人面前，我們要的應該是一種甚麼樣的崛起？這世界又需要一種甚麼樣的崛起？我們該如何承擔這樣一個歷史使命？對這樣的問題，不管我們每個人的答案多麼不同，有一個方向恐怕是必然的，那就是它必須源自於傳統的創新，而傳統如要創新，某種傳統與現代的辯證思考絕對是必要的，就這點而言，台灣的經驗可能是比大陸要來得豐富的，如果大陸可以善加運用這樣的資源，或者說能夠充分與台灣合作，相對而言，它是比較容易組織，而且也比較可以迴避雙方之各種礙難的。另一方面，台灣也比較可以從這裡找到一個具有理想性的出口，從而開闢出一條政治與經濟之外，可以避免走上附庸之路的道路，而當台灣願意從這裡開始參與整個中國夢的締造過程時，也許整個認同的斷裂就可以開始找到自我療癒之方了。
當然，就本文這麼簡短的篇幅而言，我也只能如此原則性的提出我的思考，以上方案的具體落實，其實還需要兩岸的彼此激盪，但無論如何，我覺得這會是一條比較可行的讓台灣重新參與到中國來的道路，而其難題則是誰有如此的胸襟與氣魄來經營這條道路。而從另一個原則的面向來說，這條道路其實並不一定要由官方來做，或者即使由官方來做，也不必一定非得在有甚麼協議的狀況下來做。由於認同的問題發生在台灣，所以很難期待由台灣來主動發起這樣的工作，就算台灣有人願意做這件事，他也必須冒著比較大的風險，在這狀況下，當然最好是由大陸方面的有心人士來主動發起。但我也必須說，許多事也許可以先由大陸這邊主動發起，或者尋找某些課題，就由大陸來片面展開，比如說我們兩岸統合學會曾提倡過的，兩岸可否使用相同的文化基本教材的讀本，兩岸的語文課本在文言文的部分，可否儘可能提高其重疊率等等，這都是大陸可以片面進行，而讓台灣可以有參與感的事，然而不管怎麼說，要想真正把這件事做大，做得更持久，就還是必須思考簽署兩岸文化協議，特別是基於認同問題的性質，它的解決往往更需要耐心與持久的努力，所以兩岸文化協議還是有其必要性與緊迫性的。於是我就想進一步來談談我對這個協議具體內容的一些想法。
兩岸文化協議應以建立兩岸文化共同體為其核心內容
如果讀者還可以原諒我，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還沒成熟到可以擬出一個協議的文本的話，那我現在也想還是以最原則性的方式來提出一個基本看法。
讀者們也許知道，我們兩岸統合學會針對兩岸問題有一個原則性的看法，也就是我們主張“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其中一中三憲涉及的是兩岸政治定位的問題，由於它和本文無涉，此處姑置勿論。至於兩岸統合的講法，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兩岸畢竟分隔了這麼久，如果它沒有一個磨合的過程，絕對不可能平順地過渡到統一，所以我們認為所謂的兩岸和平發展時期，它非常需要有一個指導性的構想，而這個構想就是所謂的統合。
具體地說，統合的意思是甚麼呢？我們的構想就是兩岸能夠在現有的運作機制之外，建立一個由兩岸官方出面或授權的機制，來處理特定的兩岸共同事務，這個機制也就是一種第三主體的概念，在這樣的機制中，兩岸是平等的，而它所提出的決策也能夠通過兩岸的官方獲得履行，這樣一來，兩岸就可以在這機制中來學習如何彼此相處，彼此參與，共同決策，並且透過這樣的機制來建立彼此的重疊認同。於是當彼此的重疊認同越來越多，統一的阻力當然也就越來越小，如此一來，所謂的和平發展才會是一種真正的向統一過渡。這也就是說，每一個共同體的建立，都是兩岸邁向統一的某個新起點，如果說西方式的民主是所謂以數人頭來代替彈頭，那兩岸各種共同體的建立也就有著類似的意思。在共同體中，兩岸也許可以有爭執，但將之框在共同體內爭執，那就只會是茶壺內的風暴，我們可以在其中學會相處之道，而不至於外溢成兩岸的劍拔弩張，我們認為這樣的構想，應該會是處理兩岸和平發展期的一種最理性，也最具有理想性的設計。
就是基於這樣的構想，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推動兩岸文化協議，就不應該還是停留在交流互惠的思考中，去規範甚麼文化產業，文化交流的東西（雖然它也並非不能包含在內），而是應該要比較高屋建瓴式地朝向建立文化共同體的方向規劃，由兩岸的文化官員或是獲得授權人士，來一起推動涉及兩岸的文化工作，比如說兩岸如果真要逐漸走到一起，某一些共同的歷史記憶應該是必要的吧，我們總不希望後人再為抗戰是誰打的繼續爭執下去吧！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就由這個共同體來一起書寫屬於兩岸共同的抗戰史呢？我這樣的提議，當然只是一種拋磚引玉，我相信如果真能建立這樣的文化共同體，它必將為彌合兩岸的認同差距，帶來重大影響，而由此所可能發生的催化功效，也將會難以估計，而我認為這也許才是我們對歷史負責的做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6月號，總第19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