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國企沒有改好，沒有市場化，如果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樣改就比較好。以前沒有往這個方向改，上世紀90年代提出“抓大放小”，實行法人化、企業化，只走了半步，國有企業老總至今還有行政級別。現在是經濟寡頭，如果經濟寡頭變成政治寡頭了，以後這個政治舞台就是他們的了，那誰打誰啊？所以要趕緊打。
南方周末：改革面臨的第三個矛盾是什麼？
鄭永年：這個矛盾更危險，就是沒耐心。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才見成效，但是中國社會越來越沒耐心了。以前改革在分權狀態下進行，但老百姓不知道誰具體負責什麼。現在權力都集中了，成立四個小組。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集權了以後做什麼要想清楚，不做的話老百姓就沒有耐心了。
南方周末：有學者將現在的改革模式認為是新權威主義，你是不是對此很認同？
鄭永年：我認為現在集權很必要，西方一些國家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因為建立國家制度需要權威。亞洲的日本、“四小龍”都是在高集權的情況下，把國家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再推行民主。像泰國、菲律賓、緬甸，國家制度沒有建立好就搞民主，就一直很動蕩。從歷史上看，大部分現代國家制度都是民主之前建立好的，民主從來沒有建立多少制度，除了民主制度本身。
中國很多人一直擔心集權，但也有可能通過集權把這種權威轉向制度權威，我更願意相信會變成後者。中國最高領導人做領導小組組長以前也有，但並不公開。現在成立的幾個小組都是用來做政策制定的，從幕後搬到了台前，習近平是組長，李克強是副組長，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制度化，放在底下永遠不能制度化。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趕緊解體，越快越好”
中國是市場服從政府規則。
南方周末：你在書中講到市場跟政府的關係時，認為西方是“場內政府”，中國是“府內市場”。現在三中全會提到經濟改革，未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將起到決定性作用。你覺得這樣一來能否保證充分的市場競爭？
鄭永年：西方的“場內政府”裡，政府也要服從市場規則；中國則是市場服從政府規則。這個不是現在的思想，漢朝“鹽鐵論”就有。三中全會強調市場的作用，即使完全做到了以後也很難轉變成為西方的市場。歐洲、美國社會力量自主性很高，先有市場，再有國家，中國先有國家後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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