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說，我覺得中國保留一些國有企業是有道理的。西方政府要調節經濟，一個是財政，一個是貨幣。現在財政債務太多，利率很多趨向於0，這兩塊已經失效了，西方現在還沒找到合適的辦法來監管經濟。中國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國有企業，而是國有企業的存在方式問題。中國的國有企業既是一個經濟單位也是一個政治單位，這還是權力運作的結果。改革不到位，沒有市場化。
有一個問題我非常擔心。三中全會主題是市場化，但我覺得社會事業、社會改革強調得不夠。中國從1980年開始，主導經濟改革的都是經濟學家，他們犯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就是沒有把經濟領域跟社會領域分開，簡單地把經濟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裡面去。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這些在西方，政府都要大量投入的，不能過度市場化，中國這幾塊很市場化。在任何一個社會，這幾塊如果成為暴富的自主產業，社會肯定不穩定。中國該市場化的地方，國有企業沒有市場化，因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該市場化的，因為社會力量很小，它就市場化了。如果社會領域再繼續推行市場化的話，中國社會10年以後更沒法生存了。
南方周末：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社會改革提得不多，是什麼原因呢？
鄭永年：三中全會提得不多，就兩條。社會保護得越好，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社會保障這幾塊做得越好，社會力量越不會挑戰你；這幾塊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戰你。你看歐洲的歷史，很像今天我們的GDP主義，不顧社會，最終爆發了工人階級運動。歐洲社會交了很多學費，後來才開始搞福利社會。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社會改革的結果，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邏輯。中國也要改革，如果不把社會保護好，社會力量肯定會起來抗爭。日本、東亞“四小龍”就非常聰明，這些經濟體基本上沒有經歷過西方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為什麼呢？政府主動地去做社會保護。
現在大家說收入差異很大，但是新加坡的收入差異比中國還大，其他的亞洲“四小龍”，除了台灣這幾年老是不發展，差異小一點，韓國、香港收入差異也很大。為什麼中國害怕這個東西？因為中國社會沒保護好。人家的社會保護得好，中產階級非常和平理性。香港人、台灣人上街遊行，很少打砸搶。你自己沒車沒房，看到人家的車房就想燒掉。但如果自己有車有房就不會去，就像中國以前說的“有恒產才有恒心”。所以說改革，就是要保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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