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從分流和薪酬開始的這次改革，都有可能導致相當數量的法官（特別是感到前途渺茫的青年審判人員）選擇出走，轉而從事律師業務，或者到企業法務部門任職。有關當局也不妨在人事分類改革之際因勢利導，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普及法律顧問制度的方針，設置“政府法律顧問”或者建立“政府律師”隊伍，以預防違規風險、應對行政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試圖從法學研究者和律師中遴選法官，以改善審判隊伍的構成。
迄今為止，除了部分教授應聘高級法官，律師方面反應消極。在審判工作太忙、責任較重、待遇偏低、地位不高的現階段，法院的確對成功律師缺乏足夠的吸引力。相反，能幹的法官跳槽到律師事務所的趨勢倒越來越明顯，迫使有關部門曾經匆忙發布禁令，以防止人才流失。但要真正改變這樣的轉業單行道，顯然只有等待法官的職業威信和待遇大幅度提高之後。
倘若制度設計合理、舉措得當，今後或許會出現一種時間錯位的人事雙向流動，即：近期內在員額制和職業分類發展的推動下，相當數量的法官湧向律師業，但從中長期來看，高薪制和法官的尊崇地位將吸引一些德藝雙馨的優秀律師進入法院。這樣的動態不妨稱之為“法官－律師大循環”。其結果，就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把這樣的前景納入視野之中，一時的法官離職潮也並非壞事。然而優秀律師（包括陸續流失到律師事務所的審判人員）轉而應聘法官的環流究竟會不會出現，現在還無從預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