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江蘇沭陽任職期間，他就在當地強力推行種樹，到了昆明之後，他又延續這一做法。
在昆明市內很多主幹道上，仇和下令在已有兩排行道樹的基礎上，再補種一行樹木。原本並不寬敞的人行道，又被小樹一分為二，擁擠不堪。那一段時間，昆明市民感覺昆明的道路就不停在開挖，以仇和這種方式種下的樹也被外界稱為“仇和樹”。
戲謔的是，仇和離任之後，張田欣接任昆明市委書記，他愛好種花，要將昆明打造成“一街一景”“四時飛花”“無處不飛花”的花園城市。
於是，昆明市民又看到原本道路兩旁的樹被拔掉，種上各種各樣的花。一首順口溜在手機短信上傳開：春城是我家，得閑都來挖，大街有寶藏,圍擋要種啥？拔掉仇和樹，種上田欣花。
2014年7月12日，新華社發布消息，張田欣因涉嫌違紀，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委員職務。
植保專業出身的仇和，在昆明推行綠化植樹本無不妥，讓人詬病的是這些綠化樹的來源。楊維駿指出，雲南本就是森林王國，而綠化樹竟然都從江浙一帶千里迢迢運來，實在讓人不解。
當地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對長江商報記者說，且不說江浙一帶的樹種能否適應雲南的氣候，這些樹從千里之外運來昆明，僅路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很難讓人不懷疑其中的問題。
吊車司機李師傅承認自己是仇和推行種樹的受益者。前幾年，他承接了當地高海公路的樹木種植工程。李師傅介紹，這個工程他前後做了一年，據了解，他所負責種的榕樹從江蘇運來，算上各種成本只有350元/株，而昆明市為此付出的卻是900元/株。但是，花大價錢運來的樹木，2013年昆明市一場大雪，這些樹全部死了。
小功與大過
仇和曾在多個場合推薦《政府的革命》一書。他說，“這本書對我啟發很大，用企業家的眼光審視政府的運作，就是把政府假想成一個大的企業集團，從投入產出、投資回報、成本核算的角度，來審視地區的發展，使成本最低化，產出、回報最大化。”
仇和按照這一理論，確實在最短的時間內，給他曾經主政的宿遷市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有了在宿遷的實踐經驗，履職昆明後，這一套做法，他更加駕輕就熟。
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是仇和發展模式的堅決反對者，也不止一次用實際行動向仇和發難。
“最開始我對仇和的印象還是不錯的。”楊維駿記得，仇和剛剛到昆明時，專程到他家裡拜訪聽取意見。楊向他提了三個問題：第一點，如何治理滇池？第二點，如何建設現代新昆明？第三點，昆明市政府職能如何轉變？他記下來了。“我們仇書記最愛聽取不同意見，”跟著他來的人說。
楊維駿是個較真的人，他等了一個月沒有等到仇和關於這三個問題的答覆，多次到市委去找仇和。
楊維駿公開表示，仇和與落馬的前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是親密戰友，仇和對昆明的發展方式也是延續了白恩培的思路。“仇和剛到昆明，就住進了省委大院裡正省級領導的住所，之前所有的昆明市委書記都沒有這個待遇。”楊說，白恩培主政雲南期間，搞“一湖四片”，開始圍繞滇池造城，這也是對滇池污染最嚴重的時候。位於昆明南部的呈貢原本是中國著名的花卉和蔬菜生產基地，後來非要在呈貢建一個新區，當地的壞境遭到破壞。
楊維駿承認，仇和到昆明之後，推出了治理滇池的措施，對滇池水質的恢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推行的全域城鎮化，對昆明來說是災難性的，“小功不能抵消大過”。
雲南省政協原辦公廳主任、副秘書長傅仕敏也公開反對過仇和的一些做法，他甚至表示，要就昆明當前的發展模式與仇和在電視上公開辯論。傅仕敏是研究經濟出身，他說，仇和推行的就是用土地經營城市的模式，在他看來，這是經濟發展上的短視行為。“這樣一來，城市是發展起來，但只是一具空殼，缺乏工業產業的支撐。”傅仕敏直言，仇和在昆明的4年在當地的工業產業的發展上毫無建樹。
楊維駿透露，白恩培一度有意讓仇和接自己省委書記的位置，中央在徵求楊的意見時，他表示堅決反對。
2011年12月，仇和調任雲南省委副書記。此後的幾年間，國內媒體上再鮮有仇和的消息。
2013年9月6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在昆明一次公開會議上，罕見提出昆明城市規劃建設的6點反思，認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對歷史文化的毀滅性打擊，並將原因歸結為在管理途徑上重人治輕法治。
雲南省一退休官員說，現在看來，秦光榮的6點反思均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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