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政府關係僅僅只是一塊敲門磚，智庫的影響力最終還得取決於政策研究的質量。傳統基金會創始總裁埃德溫福爾納最為自豪的是，一些專家雖然立場不同，仍然會認真閱讀基金會高質量的分析。智庫研究報告既要求學術嚴謹性，也需要政策可操作性。因此，學術素養和政策經驗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以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為例，一方面，所有的學者都經過嚴格的現代經濟學的訓練。另一方面，部分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和宋國青等，自改革初期以來不但一直密切關注實際經濟發展，而且還都曾經近距離地為決策層提供政策咨詢。
那麼為什麼有的智庫做得好而另一些卻做得一般呢？我們發現國內外成功的智庫通常都有一個傑出的創始人或者領導者。比如，佛雷德伯格斯坦和埃德溫福爾納分別於1982年和1977年創辦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他們都在極短的時間內將各自的機構打造成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智庫。佛雷德肯佩在2006年接任大西洋委員會總裁之後，很快將員工人數從6個擴大到100多個。同樣，從2008年開始擔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創始秘書長的王海明，在這個論壇迅速上升為國內頂尖的金融政策智庫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有了優秀的智庫領導者，其它條件就相對比較容易滿足。智庫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籌資，財務獨立性可以讓智庫有充足的資金聘請優秀的研究人員，並且可以保證研究獨立性。智庫有沒有影響力，取決於研究人員的聲譽、經驗和能力，所以也有專家相信“人才就是一切”。出了學術能力與政策經驗，優秀的智庫研究人員還應該是一個溝通的高手。我們在拜訪華府那些成功的智庫的時候，發現那些來自學界、政界或者商界的研究人員都很資深，碰到的少數年輕人一般都是研究助理。這一點在國內不太一樣，不少新的智庫招的都是年輕學者。
智庫建設需要防範的幾個傾向
我們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不能照搬美國或者其它國家的經驗。但智庫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幫助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現在“一窩蜂”地“舉國建智庫”，我們應該特別防範一些錯誤的認識和傾向。
第一，智庫不是決策者幕僚。 智庫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庫研究人員放到決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難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時候。所以，應該多發展一些民間、半民間的智庫，官方的智庫也應該相對獨立於黨政系統，特別是那些具體的政府部門。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餘永定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世錦等，都獨立地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主張。
第二，智庫不是單純的意見領袖。 國內有一批影響力巨大的意見領袖，多以批評政府為主，有的甚至恥於對策研究。意見領袖是現代社會重要的組成成分，但智庫工作強調建設性，可以批評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如何改進上。我們最近在華府發現幾家主流智庫一致質疑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負面立場，但他們批評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採取更為積極、合作的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