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6日電／相對於中國智庫，歐美老牌發達國家在這一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除了數量上遙遙領先以外，在智庫影響力方面也是其他國家地區無法比肩的。在詹姆斯·麥甘2013年的智庫排名中，不包括美國的全球頂級智庫前10名中，歐洲國家占有9席，而包括美國在內的前10位排名中，美國則包攬6席。北美和歐洲作為當代最早出現智庫的國家和地區，在智庫形態的發展上具有其內在邏輯的一貫性。而西方國家在當前全球政治經濟議題中把握的主要話語權也成了歐美智庫獲得更多影響全球政策發展優先權的有利條件。在捲入全球化的程度方面，歐美智庫也比其他地區更為深刻和全面，而其實現環境適應和自我更新的機制也更為敏感。
正是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歐美智庫在內部管理體制和對外運行機制上都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發展模式。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增強機構影響力是任何一個智庫都非常重視的環節。對於智庫來說，影響力能增強全社會對機構使命的認同感和信任感，是實現使命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影響力是極難量化和定義的，智庫的影響力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其影響力作用可能是立竿見影也可能是細水長流的。不可否認的是，歐美大國智庫施加影響力所運用的策略有相似之處。通過分析歐美大國智庫的影響力機制，提煉其轉型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可為中國智庫建設和發展提供啟示。
一、歐美智庫發揮影響力的對象
要發揮影響力，第一步就是要釐清對象，在此基礎上才能確定戰略，採取相應的方法。歐美智庫影響力的發揮與其所在國家的決策機制密切相關，不僅要直接作用於相關的決策者，也要對媒體和公眾進行導向性的影響。因此，對歐美智庫而言，決策者以及媒體和公眾都是不可忽視的影響對象。
首先是決策者。智庫應著力於與決策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使研究成果直接輔助政策應用。不管是美國的“旋轉門”機制還是德國的政黨活動參與傳統，決策者都是智庫發揮影響力的主要目標群體。具體的方式包括智庫的專家受邀參加政府的政策研究特別小組，或者是為政客設計策略，又或者定期邀請政要出席研討會和會議，獲取最前沿的政策信息。與政策精英打交道是智庫最傳統和立竿見影的影響渠道，但隨著政治和信息的不斷民主化，只將目光投向狹窄的精英團體可能遠遠不夠。
其次是公眾。如前所言，由於民主進程導致決策的高度分散化，智庫必須面向公眾，提高其聲譽和可信度。隨著公民社會力量的不斷壯大，其對實際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力也在增強。智庫在公眾中的影響力很可能間接卻更加有效地影響實際政策的形成。智庫還能通過公眾籌款、政策專家的公開演講、通俗政策出版物等方式讓更多的群體知道和了解他們，成為溝通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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