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後，對美國式民主政黨制度推崇備至的馬英九，對過去國民黨以黨領政、以黨幹政的做派深惡痛絕，加上當時“馬英九現象”流行一時，馬的個人形象超過了國民黨的政黨形象，因此馬本人有意無意地貶低黨組織的作用。他所提出的“黨政分際”概念，實質上是要重新塑造黨政關係，推動黨政分離。從2008年以後的國民黨政治生態來看，80名左右的國民黨籍“立委”和10多位國民黨籍地方縣市長成為國民黨內部的兩大勢力，“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和“縣市長協調會報”因而成為國民黨決策的兩個主要平台。由於2008年以後“立委選舉”實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立委”選區縮小，選舉競爭激烈，大部分“立委”的問政重心在小選區事務與黨中央決策中搖擺。至於縣市長乃是民選，更有動力以本地民生需求為由與“中央”博弈。如此，台灣地區的行政運作，不可避免走向本土的“碎片化”，亦即“碎片”式的本土利益影響“中央”層面的重大整體施政。這些政治形勢，意味著“黨政分際”的實際運作十分複雜。在馬英九黨職、政職集於一身的時候，中央黨務實際上服從於“中央政務”，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是，如果把“中央-地方關係”考慮進來，黨政分際還涉及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和民意代表之間的複雜博弈，其中就有很多矛盾和張力。
“九合一”選舉前後，台灣輿論一邊倒地批評馬英九的公共政策脫離民意，其中一個因素是馬英九主導的國民黨黨權和“行政權”在決策時缺乏和國民黨籍“立委”的溝通，多次出現雖然本黨不少“立委”反對，但行政體系一意孤行、強力決策的局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月上旬台灣“交通部長”葉匡時負責推動應對台灣高鐵破產的財務改革方案，但是該案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時居然被不分藍、綠的“立委”一致聯手反對，致使財改方案失敗。這就是馬英九主政下國民黨黨權與“行政權”同“立法權”存在緊張關係的後遺症。朱立倫新任黨主席後提出國民黨改革要徹底“內造化”，最關鍵的就是要把更多的“立委”吸納進黨中央核心決策機構之中，改善黨權、“行政權”與“立法權”三者的互動關係。
2015年以來，“內造化”是朱立倫改革國民黨的重要內容，但能否解決國民黨的系統性問題，還是未定之說。國民黨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到台灣政治體系的方方面面，內造化改革勢必牽動全方位黨政關係的變化，迫使朱立倫必須面對更多方面問題的挑戰。
朱立倫時期，由於執政黨黨主席和“總統”不是同一個人，因此上述黨與行政、黨與立法、黨中央與地方等關聯式結構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朱立倫沒有“中央行政權”，新北市市長的身份無法讓他去協調各地方的利益關係，他很容易成為“最弱黨主席”，各項改革舉措難以落實。這其實是複雜的黨政關係背景下最大的難題——一個亟需改革的政黨無力推動改革，只能無奈面對支持者的失望眼神，坐視選票不斷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