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7日電／3月3日，山東師範大學王萬森教授特地早到教室，等所有同學到齊，他攤開事先準備好的檢討，自言曠課事件使他“羞愧難當，無可彌補”。“教授向學生自我檢討，從來沒有遇見過！”山東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的15級研究生胡燕說。其實並不會有人怪罪，然而他卻鄭重其事的向同學們道歉，且自己要求主動扣除本學期所有勞務津貼，這使得同學們震驚，也很感動。
教授曠課，自然是教學事故。但怎麼面對這起“事故”，既考驗著高校的管理水平，亦拷問著為師者的自律操守。一個從不遲到缺課的教授，兢兢業業五十年，在返聘後看錯課表而曠課一節，按理說也不算特別嚴重的事件。但當事人卻以不可原諒的姿態“自請處分”：要求全院公布檢討、要求扣罰全學期勞務津貼——對自己“下手如此之狠”，確實震撼人心。
眼下的中國高校，“曠課”是個司空見慣的頑疾。不妨看兩個數據：一是曾有一款由在校大學生設計的手機“逃課軟件”紅極一時，上線3個多月註冊人數就達20萬，下載總量高達30萬，每天使用次數上千次，並迅速覆蓋全國3000多所高校。二是第三方教育數據咨詢和評估機構曾發布一組調查數據，該機構對部分高校已入學一年多的學生調查顯示，33%的被調查者發生過逃課或缺課行為。中國的高校為了防逃課，也是各有各的必殺技：武漢有高校拍集體照點名，揚州有高校發明簽到APP，青島有高校收200元一節的“曠課費”，河南有高校逼著學校“刷臉上課”……凡此種種，起碼說明曠課已經成為高校治理中的“慢性重症”。
大學生“翹課”成風，這固然成因複雜。但不得不說，“上行下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2014年底，一位大學副教授實名發表博文稱，因上課遲到4分鐘而遭學校紅頭文件通報處罰，該副教授對校方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來處理提出質疑。去年，湖北文理學院不僅對遲到老師進行了處理，還將處理決定“曬”上學院官方微博，詳細寫明了當事人遲到、調停課的具體時間和次數，引來眾多網友圍觀。這些遲到事件，之所以引發熱議，不過是因為在眼下的國內高校，教師遲到或曠課，並不算小概率的事情，似乎只要換個時間補上就可以。老師“大事化小”，學生自然“小事化了”。試想，如果上課的老師都能如王萬森教授般嚴苛自律，聽課的學生好意思遲到嗎？遲到了的學生好意思因被批評而往老師身上潑熱水嗎？
《論語》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2016年全國兩會上，高等教育依然是輿論熱點。有人不贊成去行政化從高校開始、有人覺得高校腐敗是因為教師情商低……但不管怎麼說，我們要正視眼下的現實：全國高等院校的總數達到2850多所，在校學生3553萬人，每年畢業生超過700萬人。“十二五”期間，超過65%的新就業人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2015年的大學毛入學率達到40%，提前5年實現國家的發展目標。這個時候，中國高等教育必須要有章程、要謙抑循法，更要正身正行、改善治理結構與能力。
教授“羞愧難當”，高教才有希望。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十三五期間，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邁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這個宏大的目標，也許遲早要落實到每個課堂、每個教授、每個學生身上去。教授先生們以何為恥、以何為度，看起來，是個微觀的道德議題，但實際上，它不僅關切高校的公信，更關係到中國高等教育的分量與質地。
（來源：光明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