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經濟與人才層面所面臨的挑戰外，香港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相當複雜，中美兩國博弈、俄烏戰爭延燒、再加上台海局勢緊張等，這些對於作為處於中西交匯點的香港，看似險象環生、危機四伏，但如果從有危必有機的角度來看，卻能發現更多潛在的機遇與香港可以發揮的空間。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操作下，香港的國際地位與形象近年來確實受到一定挑戰；但也正因為中美兩國處於激烈的競爭狀態中，表明香港以往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將更加重要，中美都更需要香港承擔起溝通兩國的橋樑功能。隨著疫情結束，香港重新對外開放，去年11月本地成功舉辦了國際金融峰會與國際七人欖球賽等經濟與體育盛事，是香港向世界宣告其已回歸國際舞台的重要象徵。香港在鞏固與加強自身作為國際樞紐的同時，未來還需要持續加強其對接中外、聯通世界的角色，在當前全球經濟疲軟、外資對內地投資減少的不利形勢下，更需香港提供一個窗口與跳板助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提升中國品牌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
第三，基層住屋問題的改善，除了要依靠大力增加土地房屋的供應外，亦要對公營房屋系統進行革新以釋放更大效能。
本屆特區政府一上任，就展現出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消滅劏房的決心，積極覓地造地，興建傳統公屋與簡約公屋。政府對增加公營房屋供應的重視當然值得肯定，不過香港的公屋制度也存在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且在照顧最低收入階層的同時，政府也應看到介於基層與中產之間的無殼蝸牛的住屋需求。公屋的租賃性質決定了住戶難以將其進行變現，故存在無法實現置業階層晉升的根本弊端，這造成了公屋的流轉率非常低，搬進公屋就住一世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還衍生出上一代向下一代傳承公屋的世襲問題。公屋是社會寶貴的公共資源，但在現行的制度設計下，卻沒能盡其所能地發揮最大效用。
我認為，政府可以從兩方面著手提高當前公營房屋的使用效率：首先，調整當前公屋與居屋興建的比例，向居屋投放更多的資源，完善當前從公屋租戶到居屋業主之間的置業階梯，讓更多公屋富戶能獲得居住環境向上流動的機會，從而把現有珍貴的公屋單位重新騰出，滿足正在忍受惡劣居住條件的公屋輪候者的需求。第二，政府應考慮重推“租者置其屋”計劃，供一些長期繳納租金且有購買能力的公屋住戶實現變動租戶資格的能力，從而令其擁有一定的資本往更上層的置業階梯爬升。我明白，有些觀點可能認為這會造成公共資源向已長期享受居住福利的公屋住戶傾斜，但即便不以這種方式提升公屋的流轉率，在當前公屋審查制度疏漏、且沒有足夠誘因吸引租戶搬走的現實條件下，這些公屋資源也必然會被鎖死凍結，無法分配到更有需要的人手中。衹要特區政府在公屋、居屋與私樓之間做好區隔，參考新加坡組屋的成功案例，公屋、居屋這類具政府資助性質的公共房屋資源也不會被濫用，在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過渡期後，我相信將能大大改善香港目前的土地房屋問題。
綜上所述，香港當下所面臨的內外部條件，雖然存在各種挑戰，但我們更應從辯證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前景與發展。在中央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之下，香港的獨特優勢在目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顯得更加難能可貴。我認為，衹要特區政府在不斷變動的時局中始終保持自信、不要自亂陣腳，在明確自身的定位後積極開拓新的機遇、不斷完善管治思維，一定能帶領香港轉危為機，撥開迷霧發現更廣闊的天地！以上是我的淺見，歡迎大家提出指正，謝謝。
林艷：謝謝倩羚，倩羚對香港當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才問題、聯通內外以及土地房屋的形勢進行了全方位的評估與研判，其中我非常讚同倩羚提出關於當前香港公屋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其提出的流轉建議。去年我也曾寫過一篇關於解決香港住房問題要有新思維和新策略的社評，我認為，解決住房問題不是大量蓋公屋這麼簡單，應該要構建一個良性循環的置業階梯。一方面要設置公屋“旋轉門”機制打破怪圈，把保障性住房資源留給真正困難的市民；另一方面，要加大居屋建設和供應量，讓其成為普通市民實現安居置業的主體；再者，實行房屋“雙軌制度”，適當放開私宅市場，滿足公營房屋和私人房屋兩個市場的不同需求。下面有請曹潤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