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帶一路”的外部挑戰與風險
中國周邊地區長期存在的一些安全問題，美、日等大國與中國的競爭態勢、周邊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懷疑，以及中國對外投資的能力與經驗不足，都使“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諸多不確定的風險和挑戰。
挑戰之一是戰略疑慮，即對中國倡議的戰略意圖有懷疑。一些近鄰國家懷疑中國借此實施擴張，對於合作共建基礎設施網絡存有疑慮，不太願意讓中國參與大通道的建設，把經濟的問題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組織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動，散布一些抵制中國參與的輿論；對於公路、鐵路網絡建設，印度、緬甸也都表現出質疑，並對於中國發展與一些國家（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的海上與港口合作，也賦予政治，甚至軍事含義。
由於對中國經濟和中國移民問題長期存在偏見，中亞社會對於“一帶”在未來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也存在疑慮。一些國家的媒體指出，“一帶”是中國彰顯其外交野心的標誌，是中國政府的“軟侵略”。中亞社會甚至存在一種觀點，即同中國經濟聯繫越緊密，則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也就越高，本國經濟就愈加依賴中國，進而成為中國產品的銷售市場抑或是中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這種觀點與偏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亞國家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的某些不認同。因此，對於中國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一些中亞國家也持有相對保留態度。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區一經開放則會有大量商品流入到中亞，並失去本國工業化的發展動力。
挑戰之二是大國博弈。一些大國出於擔心“一帶一路”與自己在本地區的影響力構成挑戰，不僅自己排斥“一帶一路”倡議，而且積極設法阻止自己的亞洲盟友和夥伴參與其中。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直公開對中國提議組建的亞投行表示不滿，稱其會破壞支持基礎設施的現有多邊機構，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美國看來，中國此舉意在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以及以亞洲開發銀行為平台的亞洲金融格局，因此對該構想抱有強烈的戒心。不僅如此，美國還直接要求澳大利亞不要參與亞投行的籌建。對此，美國方面雖然予以否認，但是對亞投行保有強烈警惕是明確無疑的。
目前，俄羅斯在中亞推動“歐亞聯盟”有心無力，尤其是資金投入上的巨大缺口，是影響俄羅斯與中亞合作的最大瓶頸，面對中國大規模地投資“一帶一路”，雖然俄羅斯需要與中國的戰略協調與合作，但是不可能不心存戒備中國對自己“後院”的滲透。因此，在一些項目合作中，尤其是“標誌性工程”，中國應借助俄羅斯與中亞國家的 “傳統遺產”，樹立“共同市場、共同資源能源、共同投資和互利共贏”合作思路。
挑戰之三是如何妥善解決或者化解爭端。這些爭端既包括中國與鄰國之間的，也包括不同鄰國之間的。“一路”建設，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需要妥善解決南海爭端。為了反對中國在中建島以南架設“981”深海鑽井平台，越南爆發了大規模的反華活動，致使中國企業利益受損，甚至出現了中方人員的傷亡。根據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信息，下半年越南出台數條投資相關新規對中國直接投資加以限制 ，試圖通過吸引投資的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在東南亞國家中，這種想法並不是只有越南。
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建設“一路”的必經之地與首選方向，直接關係到“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成敗，因此，如何在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的底線的同時，加強政治與安全互信，為區域經濟合作創造環境和氣氛，以合作代替爭鬥，是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必須從戰略上加以優先排序。一則，中國要與爭端當事國進行對話協商，增加合作的共識；二則，要加強與東盟的對話與談判，充分挖掘《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的合作倡議，利用好2015年是中國-東盟海洋年的契機，就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制定行動計劃，這一步走好了，會有助於推動更大範圍的海上絲綢之路項目的建設。
挑戰之四是如何保障中國資金和企業的安全。“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主要依靠中國企業“走出去”，而當中國企業大踏步邁出國門之時，對東道國投資環境全面而審慎的認識顯得極為重要。企業自身因素、企業所在母國因素及企業對外投資對象國因素（簡稱東道國因素）。尤其是東道國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穩定等情況對企業的投資影響巨大。而可能存在的風險主要包括，一是政局穩定性風險，即東道國內部不同利益衝突所引發的政局動蕩、民族與宗教衝突和內亂等使外國投資企業或其財產遭受重大損失。2014年，“一帶一路”沿線國政治局勢並不和平。在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出現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的情況。泰國政局不穩，面臨選舉制度改革，進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越南因南海島礁及其海域之爭導致國內爆發大規模反華浪潮。二是腐敗。東道國官員腐敗行為的存在為投資者進行交易平添成本，使投資者無法按照國際慣例市場規則進行交易，長此以往會導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三是法律制度，其中包含了法治、監管力度、企業經營活動合同的法律實施等方面。例如，蒙古國在礦業開發過程中不斷調整礦業法律政策保障本國權益，政策的反覆變動導致了外國直接投資者信心跌落。中國對蒙古國直接投資於2010年起呈現快速增長，然而在2013年卻直線下降並較上年減少57%。其主要原因是蒙古國於2012年實施的《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 ，引起不少投資者對蒙古國政府借此限制外國投資者經營活動的擔憂而紛紛減少投資活動。雖然一年之後蒙古國通過了新《投資法》，減少了對外資的限制，但是外國直接投資額並沒有出現增長反而大幅減少。由此可見，反覆變化的投資政策已使投資者變得格外謹慎，市場信心的恢復勢必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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