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美國和香港之間在經貿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正所謂“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在當前中美博弈鬥爭激烈的環境下，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緩衝帶的窗口？
田飛龍：香港其實一直在充當中美之間的緩衝帶。港美雙邊貿易中美國每年有3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美國在港常住居民人數有超過3萬，同時美國大量的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通過香港投資中國內地，通過香港平台與中國內地形成非常龐大的商業利益網絡。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美國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但對香港的制裁還是比較節制的，沒有往極端化方向發展。這就說明美國在香港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持有的利益起到了作用。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其內部有多元制衡的機制，那些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內地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包括有自己的議員以及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各種代表，因此它確實是一個緩衝劑，是一個保護性的機制。
然而，我們也要意識到，美國近些年表現出來的明顯的新冷戰傾向，它的霸權理性正逐步超越經濟理性。經貿關係作為中美關係壓艙石的說法已經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國霸權衰落過程中，它會產生不惜一戰的非理性衝動，導致可能不計代價或不顧在香港實際利益地實施對中國的圍堵、脫鈎。當然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是否會到來現在很難具體評估，不過這種風險始終是存在的，越往後這種風險可能越被放大。因此，這對我們做“一國兩制”研究、戰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原有制度和延續的紅利期中推動香港繼續承擔傳統角色，另一方面又要為面臨這種鬥爭波動下的新香港重新量身定做一個地位和身份。對此，中央要考慮此問題，香港也要思考此問題。
香港地位及“一國兩制”來自世界體系，也必然隨著世界體系的波動而波動，其中的中美關係是定義和支配這一波動性及其實踐後果的最關鍵因素。香港的新秩序與新篇章，從內因上取決於“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及中國和平發展，從外因上則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穩定系數及所謂“戰略護欄”的政策有效性。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演化的新時代，香港必然要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才能獲得最佳的國家制度保護與世界體系內的持續性發展紅利，從而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國際地位及民主法治體系的良性演變和結構定型。
（香港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長謝元媛博士對本次訪談的組織安排與文稿修訂潤色亦有貢獻，在此特別表示感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