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體形象和字形、體勢對辨別真偽也有重要作用。從時代特征看，六朝人物畫皆“清贏示病之容”的“秀骨清像”；初唐，人物形象漸肥，至盛中唐，更呈圓渾肥胖而健碩之狀，其間區別很大，就個人而言，特征更明顯，如仇英畫人物，多短臉小眼；李士達畫人物，多圓臉似球；吳歷畫山樹常呈欹倒之狀；吳彬畫山，則穿空萬丈。如果出現反常的情況，就應提出疑問了。書法的字形和體勢也有時代的和個人的特征。鑒定家謝稚柳將傳世的王羲之《游目帖》定為元人偽作，理由是此帖已具有趙孟頫書法的筆勢和形體，這一判斷正是基於時代和個人的雙重特征作出的。
構圖和章法的風格特征也是不可忽視的。南宋馬遠、夏圭等人習用的“一角”、“半邊”的局部取景法當然不可能出現在北宋山水畫中，明清時形同布算的館閣體章法也不可能見於宋元人的書法作品中（碑版、墓志除外）。還應一提的是，臨、摹的書畫偽作也常會在字行和物象間的相互呼應上露出破綻。
所謂“神韵氣息”是指書畫家通過各種藝術手段表現出來的思想情感、審美情趣等內在精神。這種氣息既有時代性的，也有作者個性的。有些高明的作偽者在模仿某家書畫作品的形式特征上可達到亂真的程度，但卻絕不可能複制出他人的內在精神。如張大千仿作的石濤畫，在藝術形式上確實難以看出問題，但卻無石濤的內在精神，對此類仿作只能依據氣息來辨別了。當然要能感受作品的神韵氣息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辨偽者必須具有高度的修養和長期實踐的積累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因而對初學者來說，是較為困難的。
（2）依據書畫作品的具體內容辨別真偽
書法作品的文字內容和繪畫作品的物象形制也是辨別真偽的重要依據。任何書畫作品都是處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的書畫家的藝術創作，因而總能反映出一些歷史的和作者本人的事實。古代的許多書畫名家往往兼是文人學者，他們所具有的高度文化素養是一般的作偽者望塵莫及的，即便是一些高級的作偽者，也因歷史的發展和社會、文化條件的變化而不可能具有前人所特有的經, 歷，因而作偽者常會犯一些原作者不可能犯的錯誤。基於這一情況，我們可以運用考證的方法來判斷，作品中的東西是否與時代的和作者本人的實際情況相一致，並以此確定其真偽。
書法作品可以從避諱、字句及具體內容等方面加以考證。所謂“避諱”是指人們在說話作文時遇到與某些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須避開或改寫。這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有的歷史現象，它源於周代，秦漢以後，其制日臻完備，諱禁也越來越嚴。避諱的種類主要有“國諱”、“家諱”、“聖人諱”三種。“國諱”主要避當朝皇帝及其父祖之名，也有進而諱及皇帝的姓、字，皇后及其父祖之名，前代年號，帝後謚號等的。
“家諱”是避本人的父祖之名。“聖人諱”是避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人之名。避諱方法大致有改字、空字、缺筆三種。舊時，犯諱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因此人們對諱禁是極端重視，嚴格遵守的。由於所避之諱多有較確切的年代，我們便可據以斷定作書的時間。如《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北宋黃庭堅正書《千字文》，寫得頗為貌似，但文中卻避了南宋孝宗名諱“慎”字，因此可以肯定它是南宋人的仿書。當然也有少數例外的情況，如有些臨摹本避前代之諱而不避當代之諱，也有一些顯然是真跡，卻應避而偶然忘避了，這是應該注意的。在作品中出現原作者不應有的錯字和乖謬不通的文句也是作偽者易出的破綻。錯訛字多是作偽者在臨摹時看錯了筆劃或臆造時不曉前人文意而造成的。這與偶然的筆誤是迥然有別的。如傳世的柳公權書《蘭亭詩》中“伐木”誤書成“代水”，“夫子”誤書成“先子”，前者之訛已極不通，而後者更成天大的笑話，難道柳公權會將孔“夫子”與“先子”（古人稱自己的亡父）搞錯嗎?
（來源：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