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5日電／1992年，彭中天在老家江西發行“新世紀房地產投資收益券”，將10萬平方米的土地拆分成每平方米，以解決融資問題，開始第一次份額化的嘗試。這位隨後創辦民生銀行、湘財證券，並主持華夏銀行改制的“92派”佼佼者在新世紀重出江湖，在文化領域提出文化產權交易所的制度設計。
“我的優勢是在一個藝術世家長大，家父師承齊白石與張大千；後來學的是財經，在國有銀行幹了8年；然後又出來做企業、做金融十幾年；最後我又回到北大，從文化產權、文化價值體系、文化交易模式和文化經濟這四個專項上進行研究。同時我有16年的政協委員和常委的經歷，對政治也有了解。” 彭中天這樣解釋自己從資本操盤手到文交所概念設計師的轉身。
以份額化為標誌的第一波文交所實踐中不難看出彭中天設計“新世紀房地產投資收益券”的影子，那文交所會不會只是一次野蠻的山寨呢？
記者專訪文交所概念總設計師彭中天，闡釋文交所這一制度安排背後所蘊含的頂層設計。
文化的價值體系
與土地價值體系如出一轍
《證券日報.藝術與投資》：文交所是一個孤立的嘗試嗎？
彭中天：我一直信奉制度經濟學，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文化經濟，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讓文化價值能夠流通。在流通、變現的過程中，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時把文化也帶起來了，公眾的投資渠道也能敞開，將形成一個多方共贏的局面。
而發展文化經濟則需要尋找一個新的財富標誌，建立一套文化價值體系。
文化價值體系和我們現有的價值體系是不同的。所以現在銀行不能抵押藝術品，企業的文化價值，不通過一定的流通，就做不進去資產表裡面去，原因就在這裡。比如說企業有一張古董桌子，因為沒有文化價值體系，只能賣掉才可以做到賬上去，但是在此之前不能寫值多少錢，只能寫有張桌子，可能還要算折舊費用。所以文化不是資產，任何東西不是資產就走不到金融化，沒有金融化也就沒有證券化。
所以我提出一個路徑，首先是產權化；第二步是資產化，只要承認了資產化就可以跟銀行抵押貸款，就可以金融化；第四步就是證券化。證券化更遙遠，但他一定是未來的方向。路徑必須是這樣，但不是現在就走，而文交所這樣一種制度安排正是其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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