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山東人而言，這種保守傾向是深入骨髓的，是短時間內難以改變的。而中國現代文學恰恰是在反傳統的基礎上發軔的，它提倡個性解放，追求人的自由，這與齊魯文化的本質產生了激烈衝突。所謂的反傳統，“打倒孔家店”，對山東作家來說更有切膚之痛，反抗起來也更為艱難。所以山東現代作家與其他區域文化的作家相比，他們反傳統的任務更為艱巨，他們背負的傳統負累更為沉重，他們走向現代的步伐也就不免遲緩。
丁玲在1930年代曾經到過濟南，她的感受是：“濟南封建氣味太濃，適宜賞花飲酒，不能進行創作，只有上海才有時代巨流激浪而能產生創作衝動。”這比較真實地反映出山東的文化氛圍。從山東現代作家的實際表現來看，他們在戀愛、婚姻、交友等多方面依然恪守著嚴格的道德規範，在文學創作中始終為時代潮流所裹脅，不為人先，不持異說，不以極端的姿態示人，從而也缺乏明顯的開拓性和叛逆性。王統照是山東現代作家中小說創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但他在年輕時主動放棄了自己選擇的愛人，屈從包辦婚姻從一而終，矢志不移。在文學上，他也中規中矩，追隨著時代的步伐，從未引領潮流。傅斯年、楊振聲從未將文學創作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而是將教育和學術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這符合齊魯文化的處世之道。臧克家、李廣田在文學創作中體現了溫柔敦厚、以民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這是儒家的“仁愛”和現代人道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所以齊魯文化的道德理想主義，以及山東現在作家背負的傳統重擔，成為他們走向個人主義，走向個性解放的負擔，從而制約了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
天災對文化發展的毀滅性打擊
山東在近現代史上災連禍結，民不聊生，這直接影響了山東文化和文學的發展。像王統照、臧克家均出身於較殷實的家庭，才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在種種災禍的蹂躪下，山東民眾普遍貧困，殷實之家少之又少。山東地處北緯34°—38°，極易出現旱災和水災。以旱災論，自1840年至1948年的109年間，除1882、1895年兩年外，其餘107年山東均有不同程度的旱災發生，而水災就更為嚴重，自1855年黃河發生了最後一次改道，從山東東營入海，黃河下游的水患全在山東境內。根據有關史料的統計，晚清72年中，除1856、1859、1864、1877四年未發生澇災外，其餘68年山東均有不同程度的澇災發生，澇災發生的年份約占晚清時期的94%，充分表現了近代山東“十年九澇”的規律；在民國時期，澇災更為嚴重，尤其是1921、1924、1927年的特大澇災，導致民眾流離失所。除自然災害之外，還有兵災。山東地處南北要衝，歷來乃兵家必爭之地，所以近代史上山東戰火連連，生靈塗炭。災荒與災難，在導致民眾生活困難的同時，也會導致人口素質的大幅下降。民國時期對中國很有研究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將廣州和濟南作了對比，認為廣州大街上有載笑載語的女性，人們臉上洋溢著滿足；辮子和小腳很難見到；而在濟南，人們滿臉菜色，且女人十之八九裹著小腳，男人50%拖著辮子。由此反應出了山東的落後，他由此感慨：“歷史上的山東是中國人文進步的中心，如今會落後到這般地步，真不能不令人驚怪。”文化上的保守和連年的災荒，對山東文化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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