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時齡：這個問題我可以借用別人的話來回答。 1985年，美國弗吉尼亞建築學院召開了一場關於高層建築的討論會，眾多國際建築明星參與了討論。會議上，奧地利建築師羅伯.克裡爾說：“身為一個藝術家或建築師，你們是唯一可以下判斷的人，也是負全責的人。在替業主設計了很多高層建築後，你們卻說：‘這不是我的錯，我只是替別人做事。’我想把你們丟到煉獄裡去，因為你們很清楚自己在做錯的事！你們不只在建造建築‘巨獸’，也製造了現代建築的輕率。 ”現在有些建築師就是在製造建築“巨獸”和“怪獸”。
解放周末：對自己設計的建築來說，建築師永遠不能逃避的是社會責任。
鄭時齡：如果建築師對自己的作品所要落實的這片地區、這座城市，大而言之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缺乏應有的理解，甚至缺乏去理解這些元素的基本的真誠，缺乏敬畏心和責任心，就很容易簡單地以西方的某些概念和話語來抽象地看待建築美的標準，發展到極致，就是美與醜的顛倒。
責任之外，現在有些建築師缺乏審美能力也是個不爭的事實。有一次看到電視上採訪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他說：“我用東方的哲學來理解西方的音樂。”但是我們建築界現在就缺少這種理解，過去像梁思成這樣的大家學貫中西，現在我們中也不通，西就更不用說了。
我讀書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建築師是樂隊的指揮，建築的學問是廣泛的，應該熟悉現代科學、工程技術，也要學習歷史，深諳哲學，理解音樂，對天文、醫學、法律等也並非茫然無知。而現在人才培養上的實用主義，卻越來越明顯。為了適應高考制度，中學階段忽視科學教育和審美教育，使得大學建築學專業的學生缺乏人文素養；大學的教育又傾向於工具理性，忽視人文理性。我曾對自己教的本科四年級學生做了一個有關課程比例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小學時期，語文課與外語課的課時平均比例為1.33：1，到高中階段，這個比例就倒過來了，大學階段則只學外語，不學語文，外語課時遠超專業課。雖然語文課不一定就是學生學習語文的全部時間，但仍可從一個側面反映今天學生人文素質培養的某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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