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談到“分離”或“獨立”，一定面臨一個命題，即“從哪裡分離”，“獨立於誰”。這就牽涉到主體性的問題，如果是從原有的主體中剝離或分割出去，我稱其為“分離式的獨立”，如果原來就沒有國際法主體，而是從曾經壓迫他們的外族、侵略者的手中尋求獨立，可稱其為“解放式的獨立”。
二戰以後，聯合國特別為這些原本沒有國際法主體的被殖民人民創造了“民族自決”的國際法原則，成立託管理事會來協助這些被殖民地區尋求“解放式的獨立”。對於這些被殖民、被壓迫的民族而言，“自決”與“制憲”是尋求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也是合情、合理與合法的權益。這種“解放式的獨立”是值得肯定與支持的。
台灣早期的台獨運動者，自我認定為“解放式的獨立”鼓吹者。早期的台獨運動者不是從整個中國“分離”的角度，而是從無主地或被殖民的“獨立”的角度出發，企圖尋求建立“主權的主體性”。
這也就是早期的台獨主張者經常以“台灣地位未定”做為其尋求“獨立法理基礎”的原因，他們以《舊金山和約》與1951年的《中日和約》中，日本只是放棄台灣與澎湖，並沒有說明將台澎還給誰為理由，主張台灣必須透過聯合國的託管，或引用“民族自決”來達到其“獨立的目的”。不過，由於在法理上，台灣在1945年就已經歸還給“中華民國”，其法理歸屬地位並無疑義，全世界也沒有一個國家對此有過疑義，即使基於戰略需要，而在口頭上有過“台灣地位未定”看法的美國，在1950年代起也與台北恢復了外交關係，從來沒有否認過“中華民國”政府在台澎金馬治理的主權權力。
“解放式的台獨”缺乏論述，又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因此在台灣的政壇上並不具備重要的地位。在無法以無主地身分追求“獨立”後，一些“台獨者”開始轉化為“分離式的台獨”。他們有的以民族文化不同，有的以制度差異為由，但是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將台灣從“整個中國”中分離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可以這樣說，台灣目前的台獨主張者，基本上都是屬於“分離式的台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