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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列日涅夫 |
1982年11月10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中國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為“特使”參加其葬禮。在中蘇間人員往來斷絕了十七八年的情況下，這個“大舉動”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被稱為“鄧小平對蘇共新領導發動的一次‘葬禮外交’”。
對“絕唱”的回應
新中國一成立，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內需要的考量，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蘇聯也因內政外交上的需要，給了中國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蘇兩黨、兩國經歷了一個將近10年的友好合作時期。但是，1958年接連發生的“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打金門”等事件，使得中蘇兩黨之間出現了裂痕。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珍寶島等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裝衝突，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從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時間內，中蘇之間人員的來往全部中斷，雙邊的業務交往只限於一丁點兒貿易和每周各自開一班飛機和一趟列車，兩國關係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對此，有人評稱：“在中蘇關係的‘黑隧道’里，既見不到光點，也看不到盡頭。”
中蘇之間這種嚴重的對立與對抗，在相當大程度上損害了雙方各自的根本利益。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反常局面，使兩國關係重新回到睦鄰友好合作的軌道上來，這是中蘇人民的迫切願望，也是兩個偉大鄰國關係發展之必然。值得慶幸的是，鄧小平複出後，推行強國富民、緩和世界局勢、與各國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致力於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些重大決策為我國調整對外戰略，包括緩和對蘇關係提供了扎扎實實的依據。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開始調整對外戰略，逐步緩和對華關係。
當時在位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蘇關係的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不過，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扭轉中蘇關係惡化局面的重要性，於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幾次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舉行慶典之機，選擇離中國不遠的塔什幹公開發表講話，對華關係是講話的核心內容。這篇講話雖然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與勃列日涅夫前幾次泛談改善中蘇關係的講話相比，有新東西，而且有質的不同，他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這種正面表態在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中還是頭一回。
鄧小平聽出了勃列日涅夫講話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為此，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 堅決拒絕他對中國的攻擊，強調要看蘇方的實際行動。
我當時在外交部蘇歐司工作，參加了這次發布會。由發言人發布新聞，這在新中國外交史、新聞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這條消息通過電波很快就傳到世界各地。3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中間位置發表了上述三句話。30日，蘇聯《真理報》為此也刊登了一條消息。
中國外交部首任發言人的首次“發言”，與我方對蘇方立場長期持“揭”、“批”、“頂”、“鬥”的態度顯然不同，短短三句話77個字，給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間。有外電評稱，對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蘇兩黨兩國“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話，“世界面貌將會為之改觀”。
錢其琛1982年5月當上主管蘇聯的副外長後，曾多次同我們談起過小平同志採取這樣一個“大行動”的緣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志對世界範圍內的戰、和問題作出了新的判斷，決定改變總的外交戰略。在大體上理順了中美關係之後，他便把緩和中蘇關係一事擺到議事日程上來，而勃列日涅夫“3.24”講話所傳遞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個好的契機。於是，小平同志緊緊把握住了這個機遇，迅速作出了回應。
勃列日涅夫發表“3.24”講話過了230天之後就去世了。這一講話後來被人稱為勃氏“絕唱”。這一“絕唱”和小平同志對此所作的回應，有人則稱之為鄧勃之間的“間接對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