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運動最為嫻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創造一個妖魔，以便能將所有的責任都承擔起來，大多數人就可以安心地以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輕裝跑步進入燦爛的新時代。更何況，將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僅有利於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於建立自己的偉大形象。武則天與慈禧太后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的孫子更爭氣，整出了一個開元盛世的好局面，連帶著那頗有爭議的奶奶也大為爭光；而慈禧的孫子卻把江山“一會兒就完了”（溥儀登基大典上載灃哄兒子時急不擇言的話，被當作亡國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歷史評價就更顧不上了，最後連老奶奶的墳墓和遺體都被蹂躪和侮辱。
針對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規模妖魔化運動，是在戊戌政變之後流亡海外的康梁們挑起來的。歷史考證已經發現，康聖人有關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經過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導者們（所謂“軍機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頭）死無對證，官方又對內情諱莫如深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康有為將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誠戰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緒皇帝被無限神化的同時，慈禧太后也被無限妖魔化，營造出以帝後為代表的兩條政治路線鬥爭。康梁將武則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個“政治上反動、生活上淫蕩”的妖後，迎合了西方大眾無論在上半身還是下半身對中國的簡單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經閉塞了。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得的巨額紅利令整個世界艶羨。英、法、德、意等國紛紛改變了自己的中國政策，將老資格、溫和的“中國通” 們調離駐北京公使的崗位，換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務專家——他們最擅長的就是在地圖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在評價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原駐開羅總領事竇納樂時，就感慨道，“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於對付非洲黑人的經驗”，這將破壞“我們多年來將中國人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當時最著名的駐華新聞記者，如《泰晤士報》的莫裡循、濮蘭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問題的英國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報道。莫裡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記（現多收藏於澳大利亞悉尼），與其報道的內容完全不同。而濮蘭德與巴克斯合作出版的暢銷書《慈禧外傳》（直譯為“太后治下的中國”）及《清室外記》（直譯為“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幾乎完全基於想象與偽造，卻被海內外史學界一致當作信史引用了數十年。巴克斯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間奇異的性交往，居然都沒有引起史學界的任何懷疑。
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了的一個荒唐故事，是所謂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母子對立。太后畢竟不是女皇，可以隨時撤換太子；太后的權力是兒子做皇帝派生出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充滿貓膩的戊戌政變中，至今也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調整，但正如八年後大清決定推進憲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國、利君、利民，就是不利於官——這就需要相當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戰爭後積累起來的改革共識，被冒進的維新派們輕率地揮霍濫用，變法成為操切的大躍進，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業到處無謂樹敵，成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力度之大，甚至威脅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實際上是母子分工、紅臉白臉，將隨時能爆炸的局面緩和下來。而六君子便如當年的商鞅，借其腦袋當刹車使了。戊戌政變後，除了政治體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繼續推行。無論歷時30年的洋務運動，還是此後更為深刻的憲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台上，這是難以用“被迫”、“偽裝”等詞匯進行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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