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載灃不是這麼“軟弱”、這麼溫情，而是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不擇手段，誓死捍衛，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別在於：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歷史已經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個多世紀的慈禧太后的遠見。載灃這位“80後”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年而終不成後，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制”。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面風光、其實內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勛，一個是內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面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被一廂情願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勛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後自號“書痞”，撰聯道：“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斗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倆串通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新政，只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現：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朝的密鑰之一。（摘自：《國運19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