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學界普遍認定為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的導火線。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國波茨坦的貴族，在1881年進入外交部門並被派往中國之前一直是個軍人。來華後，他曾任駐廣州和天津等地領事，1889年回國；之後在美國和墨西哥任職，並娶了美國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國，升任駐華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為是。當時，義和團運動席捲華北，北京城的局勢已經相當緊張，而克林德不顧其他國家公使的勸阻，堅持孤身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在路上與清軍發生衝突而被殺。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克林德事件大為震怒，在為派往中國的大軍送行時要求士兵們毫不留情地教訓中國人。德國軍隊抵達中國時戰爭早已結束，北京已經在聯軍的占領之下，但德軍依然對北京及周邊地區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在八國聯軍逼迫下簽訂的《辛醜條約》，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並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為德國人“滌垢雪侮”。德國人之所以選中了載灃，一是因為其級別高，貴為親王，二是因為他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最令大清帝國難堪的是，載灃到達柏林後，被要求在覲見德國皇帝時使用跪拜禮。這並非歐洲的常規禮節，顯然德國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國。跪拜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自乾隆年間以來就成為中外外交紛爭的一個焦點。首批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堅持認為雙膝下跪是一種奇恥大辱，寧可無功而返，也不願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載灃自然不願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國家形象，北京也堅拒這樣的禮儀安排，雙方來回拉鋸，總算免除了這一要求。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游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後掌舵中，他表現出了祖先們無法想象的寬容和豁達。
可以說，德國之行不辱使命，令載灃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為青年幹部，載灃得到了迅猛提拔：20歲，升任隨扈大臣；23歲，執掌首都警衛部隊健銳營，並升任正紅旗滿洲都統，成為一品大員；24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候補國家領導人。在一個變革的年代裡，大清國什麼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根正苗紅而且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進對載灃的栽培，“扶上馬、送一程”。
除了血統、能力方面的考量，載灃本人能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關鍵所在。當時朝中政爭旗鼓相當的是兩派力量：一方以慶親王與袁世凱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凱，另一方則是瞿鴻禨。而只有載灃能被他們雙方所接受。載灃在相當多的問題上不輕易表態，這一貫被人理解為他的能力比較弱，“不能”表態，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願”表態，以保持一種超然姿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