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提出解決邊界問題的簡要經過
周恩來曾經說過：“我們的對外關係中，有切身利害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華僑問題，一個是邊界問題。我們同周邊國家都有邊界糾葛，解決好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1995年8月8日，我國原駐緬甸和印尼大使、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姚仲明接受筆者採訪時的談話記錄。）由於邊界問題既十分重要，又十分複雜，所以，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並沒有馬上把這個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而是採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提出解決邊界問題經歷了一個過程。
建國之初，中央對解決邊界問題採取了兩條方針（參見《中共中央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一是“暫維現狀”，二是積極準備。前一條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對我國舊政府同外國簽訂的有關邊界問題的各種條約和協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對邊界維持現狀。這條方針是“一種權宜措施”，但又十分必要。採取這條方針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騰不出手。當時中央要集中精力處理國內外的許多重大而迫切的問題。比如新中國
剛剛成立，要組建新政府，要與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打開外交新局面；還要領導抗美援朝戰爭，恢復國民經濟，等等。而解決邊界問題雖然十分重要，但還不是十分急迫，鄰國也沒有立刻提出這個要求。二是條件不成熟。邊界問題十分複雜，涉及處理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等敏感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作充分準備，比如，要對邊界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做到心中有數；要對國際上處理這些問題的慣例和一般原則進行了解，避免出現法理上的糾紛，造成被動。後一條方針就是要求有關部門抓緊時間研究問題，積極做好解決邊界問題的準備。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建國初期，我們忙於處理國內外重大問題，同時由於對全國邊疆問題還沒有很好研究，因此不可能就著手把這樣複雜的涉及國際關係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解決。”但是，“‘拖’終非長久之計，或者對方要提出來，或者我們會遇到一些實際問題，需要我們加以解決。因此，我們總是要準備解決” （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1957年7月9日。）。後來事情的發展證明，中央這樣考慮問題是富有遠見的。由於事前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邊界問題突出地擺到面前時，我國牢牢把握了主動權，避免了被動局面的出現。
中央把解決邊界問題提到重要議事日程是在1956年前後。這個時候醞釀解決邊界問題，主要是形勢發展的需要。這一過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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