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怎樣看待歷史資料。
解決邊界問題時，需要以歷史資料作為劃界的法理依據。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歷史資料的問題。中央認為：一般的歷史資料只能做參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一些邊界談判資料，可以作為法理根據。為什麼一般的歷史資料只能做參考而不能作為法理依據？這牽涉到如何認識歷史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中央認為應該遵守三個原則：
1、承認歷史事實，還原本來面貌。歷史上中國與周邊的民族或部落常有戰事，互有勝敗。我國古代史書像《漢書》、《資治通鑒》等都有許多記載和評價，但這些史書的觀點，多是從中原王朝統治者的角度出發的，有偏頗和不當之處。中央認為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糾正一些錯誤觀點。
2、既不能割斷歷史，也要看到歷史的發展。中國封建王朝統治時期是不注意邊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至邊界一向不明確。邊界處在“犬牙交錯、出出入入、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狀態。歷史上中國邊界的變化很大，有的地方漢朝一個樣，到唐朝又一個樣。中國以史書記載詳盡著稱於世，每個時期的情況都有史書記載，如果把所有史書都搬出來作為討論邊界問題的依據，就會把整個亞洲翻騰起來。周恩來講過：“如果把蒙古王朝的版圖作為根據，那就要震動世界了。”（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1957年7月9日。）
3、要根據今天的情況和國家的政策來看待歷史。中國邊界的交涉是從清朝末年開始的，歷經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整個交涉過程實際上是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侵略者作鬥爭的過程。這個時期定的條約，大多數對中國來說是恥辱的、不平等的條約。
但如何對待這些條約，中央認為也還要看今天的情況。比如，同周邊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封建時代是戰事連綿，你爭我奪；19世紀後，遭到殖民主義入侵，經歷了共同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都贏得了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主權、實現世界和平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所以，中央提出一定要看到這些變化，按照這種新型的關係來正確處理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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