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6年：中央認為，邊界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1956年，國際上發生兩件大事：一件事發生在中東，即英法為重新霸占蘇伊士運河，聯合以色列共同發動了侵略埃及的戰爭；一件事發生在歐洲，即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匈牙利。儘管中國政府很快對英國、法國和蘇聯的侵略行徑進行了譴責，但一些周邊國家依然擔心新中國強大以後會對外侵略。當時，緬甸領導人在同毛澤東談話時坦率地說：“緬甸對中國確實有些害怕，因為緬甸是個小國，中國是個大國。”“我們對於大國是恐懼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77、302頁。）甚至連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都有疑慮。在這種背景下，中央認為，為了鞏固東南亞的和平，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周恩來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擴張，但人家不信。一些亞洲國家很擔心，認為大國必然擴張。所以要用實際行動使他們慢慢相信，爭取和平共處。他提出：在十年內要努力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先從緬甸開始，陸續解決，解決後他們就放心了。（1995年8月8日，姚仲明接受筆者採訪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7月16日，外交部關於邊界委員會工作問題的報告中也提到：“周恩來總理所提出的準備在五年至十年內陸續解決未定邊界是適宜的，其大體順序是中緬、中印、中阿、中尼。為此，擬加緊這方面的調研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在《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我國同東南亞鄰國間的邊界如不及早確定，邊界糾紛會日益增多，容易造成和東南亞鄰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影響到我國同他們建立鞏固的和平共處的關係。”（《中央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
1956年中央提出解決邊界問題也符合我國國內形勢的需要。這一時期，我國的國民經濟逐步恢復，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開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蓬勃開展，需要有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周邊環境能否穩定，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能否妥善處理好邊界問題。當時，中國的周邊環境已大大改善，但是，正如周恩來在會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時所說的：中國同一些國家還有邊界問題沒有解決好，“如果使所有這些問題都嚴重化，那就會天天吵架，我們就沒有精力進行建設了”（周恩來同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阿哈默德的談話記錄，1956年1月4日。）。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黨中央在外交方面做出了兩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支持蘇聯促成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召開，通過和平協商緩和了亞洲兩個熱點地區——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的緊張局勢，創造了以和平協商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範例；另一方面是同印度和緬甸等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通過友好協商方式解決相互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央在這兩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樹立了維護和平、睦鄰友好的良好形象，朝鮮戰爭爆發以來形成的緊張國際局勢逐步趨於緩和。這樣，中央便有條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亞洲鄰國的關係上，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處理與鄰國的邊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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