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4年：中央開始醞釀解決邊界問題，但認為還需要一些時間。
1954年日內瓦會議結束後，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禁運，我國在外交上採取了“走出去”的方針，積極發展同亞非國家的關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同印度、緬甸等國家互訪的過程中了解到，儘管我們同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且把這些原則寫進雙邊聯合聲明中，消除了一些國家的疑慮，但有的東南亞國家對我國仍然心存疑慮。對此，在同毛澤東的談話中，尼赫魯提到三條原因：中國不但大，而且強，或者可能變強；中國在海外有許多華僑（新加坡80%至90%都是華僑）；這些國家害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過本地的共產黨來活動。此外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和許多國家的邊界存在著懸而未決的問題。
緬甸是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1954年夏，周恩來第一次訪問緬甸時，時任緬甸總理的吳努就提出：希望早日解決邊界問題。在以後的雙方互訪中，緬甸又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周恩來後來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儘管我們今天還很窮，經濟文化還很落後，可是比起緬甸來，我們不僅是大，而且比它強。”“有我們這個大國在它身邊，當然覺得擔心，有疑慮。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聯合聲明解除了它的疑慮。但這只是個聲明，我們還必須在實際行動中證明我們是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具體的話就表現在邊界問題上。”（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摘要，1957年7月9日。）對可能出現的這些問題，中央是早有估計的，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曾多次談到：要想各種辦法來解決相互之間的一些問題。他說：“也許有些問題現在還不能解決，例如邊界問題，不過將來是要解決的，可以留到以後解決。總之要使雙方的利益不受損害。”（《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83頁。）周恩來也曾對中國駐緬甸大使姚仲明說：“要清醒地估計到，兩國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聲明後，如何先急後緩地解決一些兩國關係中的實際問題，像邊界問題等勢將提上日程。”（1995年8月8日，姚仲明接受筆者採訪時的談話記錄。）緬方提出這個問題時，由於我們尚不了解邊界情況，沒有立即提出恰當的解決方案。我們與緬方約定“在適當時機內，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解決此項問題”（《中緬兩國總理會談公報》，《人民日報》1954年12月13日。）。
（二）1955年：中央認為，解決邊界問題應該加快步伐了。
1955年，隨著日內瓦會議後國際形勢的好轉，我國同周邊民族主義國家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發展。為了鞏固這種關係，我國開始著手解決國際關係中有切身利害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華僑問題，一個是邊界問題。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首先同印尼之間順利地解決了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形成了解決華僑問題的範例。這樣，如何解決邊界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此外，1955年底，在中緬邊界南段未定界的黃果園附近，雙方前哨部隊由於誤會發生武裝衝突，邊境局勢變得十分緊張。（當天清晨，邊界線上大霧彌漫，能見度僅有幾米。中國軍隊巡邏到黃果園附近時，同緬甸軍隊相遇，由於弄不清情況，互相開了槍。時隔不久，緬甸軍隊在北段邊界又占領了五個地方，邊境局勢變得異常緊張。） 緬甸《民族報》歪曲事實，誣稱中國軍隊入侵緬甸。美國也借此事件大做文章，極力渲染中國正在對外“擴張”，並且支持馬尼拉條約國（1954年9月8日，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等國，簽訂了馬尼拉條約，條約強調要用“自助和互助的辦法”，“抵抗武裝進攻”。條約附有美國提出的“諒解”，說它對於“侵略和武裝進攻的意義”，“只適用於共產黨的侵略”。這些國家被稱為馬尼拉條約國，1977年6月30日該組織宣布解散。）搞了一次軍事演習製造緊張空氣，威脅到東南亞地區的和平。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認為解決邊界問題應該加快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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