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約翰•克萊梅斯的公寓採訪他，他的哥哥布拉德原本乘坐航班飛往里約熱內盧，但卻因為沒有護照無法入境而重新登上了這架回程時改為447號的航班。航班出事後，克萊梅斯和米爾曼成了朋友，但他們在是否應該打撈遇難者遺體的問題上有分歧。米爾曼堅持認為他丈夫的遺體應長眠海底，克萊梅斯卻認為帶他哥哥的遺體回家是一種責任。“一想起他們不能回家，我就覺得很難受”他說，“沒人，也沒說再見，就這麼......走了。在事故發生的幾個星期里，我時常假設他們回去搜尋飛機，一直都是這樣。”
在“阿盧西亞號”上月宣布其搜尋結果之前，這些爭議本可以放在一邊，暫時不去討論，但搜尋結果卻讓爭議顯得更加明顯。不到一天之後，法國生態與運輸部部長，納塔利•科斯索斯科•莫里澤在電視上宣布，“這些遇難者的遺體將被打撈並進行身份確認。”但此承諾是否兌現還不得而知。法國調查與分析局已經獲得裝有黑匣子的圓筒，搜尋隊伍也將運用同樣的打撈系統打撈至少一具遇難者的遺體。法醫警告說這樣做太過危險。距空難已有兩年，屍體可能具備打撈的條件，但這些屍體很可能變得很軟且易碎，很有可能在機器爪的作用力下解體。一些專家建議在修復黑盒子之前，應用3D照相機對屍體進行詳盡的拍照。對飛機殘骸的打撈也許已經攪得海底不得安寧。
就算遇難者的遺體被打撈上來，是否對這些屍體進行修復還很難說。最終決定只有兩種：把屍體全部打撈上來或者讓它們繼續沉睡在海底。但在十年前，這個選擇題根本就不會存在，問題只會是關於法航447航班的奇怪問題的集合。因為全世界廣泛的使用這個型號的飛機，所以其失事需要一個解釋。因為飛機的失事只能由剛打撈的黑匣子解釋--這種古老的設備早晚會過時。因為深度可以到達中央山脊附近的技術和工具首次被使用。所以，為了對其機械上的問題進行揭秘，那些遇難者的家屬們只能等待。他們就會又一次的把心懸起來：他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會不會“回家”。他們會為一切的可能性進行抗爭，每個家庭都經歷了如此大的不幸，但他們既和外部抗爭，有時又在內部互相爭吵。
在一個下午抵達巴西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來自瑪麗•麥莉的加急電子郵件，她的姐姐安妮•迪貝倫•哈里斯，在那架航班上，和她的丈夫邁克，要去巴黎呆兩周。安妮和邁克是機上僅有的兩個美國人。我和麥莉的談話多大十幾次，有時候一次就超過兩個小時。安妮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迷人的眼睛和微笑，我從看到她的照片起就注意到了這一點。麥莉沒有用一種懷舊的口吻去講的她姐姐的故事，她只是講安妮在20多歲的時候抗擊癌症和左側身體的小型中風，強忍那種侵襲她數天的偏頭疼和纖維性肌炎。我又從安妮的朋友處得知，在里約熱內盧的時候，她的這些病好了許多，至少讓來自拉斐特的她有機會去體驗一種她從沒有體驗過的生活：逛大城市熙熙攘攘的市場，和街頭小販討價還價，學習跳桑巴。我探尋她在里約熱內盧的鄰居，開車去城西的小山上，站在一個露天酒吧的台子上，安妮喜歡和朋友們在晚上一起坐在這裡，看著遠處的波浪衝刷著海灘上的石頭。我也常常和麥莉分享我的所見所聞，然後再向她詢問更多關於安妮的事情。
現在，麥莉有了另一個問題。在空難後，邁克原先工作的石油公司就收回了他們的公寓和賬戶，把他們的財物全部寄給了麥莉，除了安妮的珠寶首飾，麥莉也是最近才知道那些珠寶首飾仍然存放在里約熱內盧的石油公司里。她想讓我幫她把那些珠寶首飾帶回來。
我在巴西的最後一天的早上，我從石油公司取出了三盒屬於安妮的珠寶首飾。幾天後，我飛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把這些珠寶首飾還給麥莉。麥莉在家門口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我們在桌前坐下，把盒子里的珠寶全倒了出來：有綠鬆石戒指，手鏈，掛著深紅色小珠子的項鏈，麥莉邊看邊說，“哦，安妮，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但當她打開最後一個盒子的時候，她愣住了，臉色一下子變白了，她兩只手都伸進了盒子里，捧出一串珍珠。她把這串珍珠捂在胸口，仔細的看著。過了好一會兒，她才抬起頭說：“這串珍珠，是媽媽的。”
昨天，我致電麥莉，告訴她關於法航447航班的調查結果。我知道這仍然牽動著她的神經。幾個星期，她都在感情的糾結中徘徊。前一天，她如釋重負的說：“我不在乎他們找不找到那些東西了，這又沒法讓安妮回來。”過了一天，她又纏著我問諸如潛艇是怎麼工作的，他們有沒有機會找到飛機的殘骸這一類的問題。
現在，她手里捧著那串珍珠，用手指輕撫著它們，靜靜的坐在那裡。“這是我擁有的最後一件她的東西了，”她說，她變得淚眼朦朧，“我真希望她能回家，當希望渺茫的時候，我也不敢有任何奢望；但現在，又有了希望，我想她。”
（來源：紐約時報 發佈時間：2011-05-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