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政府雖然負責調查法航和空客公司，但同時也是這兩家公司的主要投資者。實際上，在1945年，法航歸政府所有，如今，法國政府擁有著法航-荷航集團16%的股份，股權價值約為8.3億美元，在集團董事會的15個席位中占有3席。法國政府還用用空客公司母公司15%的股份，價值38億美元。當然，每個國家政府都會在自己的國有航空公司占有一定股份，現在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法國調查與分析局在調查空難時做任何手腳。但一個政府調查自己下屬的公司確實關係到某種利益衝突。結果就是，今年春天進行的水下搜尋工作是完全由法航和空客公司資助的，某位法航高管告訴我，直接“現金支援”（法航想通過這種方式表明他們並沒有控制調查機構，也沒有直接向搜尋隊伍提出要求，這點得到了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證實）。在搜尋工作進行當中的某天，我問特洛阿德克，如果有公司向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搜尋隊伍追加一大筆資金，然後想其索要某些公司不想公之於眾的東西，他們怎麼辦？特洛阿德克嘆了口氣，說，“類似的問題”，他用一種保證的口氣說道，“都要以一種真誠的精神來解決。”然而，我在問戈爾茲，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允許這種同樣的利益關係控制調查機構的時候，他笑著說，“不，不會，雙方都會對水下搜尋工作負責，但只有我們控制資金。”
在缺少更加重要的公開檢測的情況下，儘管法航沒有解釋發現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釋改進的方面和原因，但法航確實已經開始實施安全自檢並逐步改進。這也表明，法航並不是沒有內省自己的問題。2009年12月，事故發生五個月後，法航啟動了內部調查，調查幾乎涉及其運營部門的所有方面。除了巴希爾以外，我還採訪了法航其他兩位高管：法航飛行安全中心主任埃特尼•里希滕伯格和伯特蘭•勒貝爾，法航執行副總裁。當我問及法航從這次事故中得到的教訓是什麼時，他們都拒絕回答該問題。
“問題在於，”巴希爾說，“我們仍然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些既定事實是很清楚的。”我說。
“那些事實非常少，”勒貝爾說。
“有200頁的中期調查報告，全是事實。”我又說道。
“但我們仍無法做出任何結論。”勒貝爾說。
“難道你們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我問。
“我們已經有了一些結論，但仍需進一步解釋。”勒貝爾回答。
巴希爾身體向前傾，說道：“在我們這個位置上，不是什麼話都能說的。”
“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不能說麼，是有所顧忌麼？”
“因為我們根本沒什麼可說！”他回答說。
我重複了很多遍關於皮托管的問題，關於技術服務公告的問題，關於搜救隊伍拖延的問題，而他們回答的時候要麼閃爍其辭，要麼就幹脆回答“無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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