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遙相致意”到“親密握手”
在《與妻書》的宣傳單張上，創作團隊告訴觀眾們，該劇旨在以新的視角去開掘、反省原作中包含的“人類普遍情感”和“超凡脫俗的生命內核”，重提一個今時今日顯得過於沉重、乃至有點“落伍”的命題———“信念”。3月24日，在《與妻書》台北首演後舉行的學術座談會上，前“國光劇團”藝術總監貢敏稱讚，《與妻書》是一部“正宗”、“規範”的精品力作，“是一出超越了市場考量，真正具有使命感的作品”。
但在部分台灣戲劇界人士看來，也正是這種厚重的“使命”意識和宏大的主題，使得全劇的舞台呈現方式，特別是台詞偏重於“說理”和“辯論”，而不是他們慣常採用的“講故事”的方式。有學者打了一個比方：“台灣本土藝術擅長白描，散淡、蘊藉、委婉，比如侯孝賢的電影，鄭愁予的詩歌；而內地的舞台作品更像油畫，濃墨重彩，潑灑淋漓。”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主任黃建業笑言，內地觀眾看戲如吃菜，“口味偏鹹、偏辣，比較重。”
不過，導演吳曉江仍堅持“大火猛炒”的路數，讓林覺民與招降的官員、與自己內心的孱弱一次次發生激烈的爭鋒，一次次面向觀眾剖白心跡。他解釋稱：“我們不願意將那個令人輾轉反側的林覺民，那個激情奔湧的時代，用平鋪直叙的語言來傳遞。所以我們選用了詩一般的語言長嘯，表達心中的強烈唏噓。”
劇情方面，史料中關於林覺民和陳意映的生平事跡記載甚少，編劇龔應恬的應對措施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總體上與歷史保持一致，用合理想象填充“戲肉”。如果換了“表演工作坊”來製作相同題材的戲又會怎樣？製作人謝明昌想了想，回答說：“或許我們會像《寶島一村》一樣，用3年甚至更長時間收集黃花崗72烈士中最富有戲劇性的故事素材，可能會做成一個群像式的作品，塑造性格迥乎不同的革命者形象。”他坦言，按照賴聲川導演的慣例，材料若不累積到“富餘”的程度，不會輕易開排。
雖然在戲劇觀念上存在差異，但台灣戲劇工作者嚴肅踏實的研究態度還是讓創作團隊心懷感佩。從歌仔戲音樂的運用，黃興胸口的懷表，到廣州起義時“敢死隊”的裝束，各種誠懇、犀利的意見，讓男主角林覺民的扮演者鞠月斌連連感嘆：“他們看得真細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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