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俞可平和田春生等人比較謙遜的立場和比較溫婉的表述方式，或許受到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後，中國崛起力道更加明確的影響，四年之後，潘維（2009）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一書中，對於“中國模式”的解析，就顯得比較自信和直率。
潘維將“中國模式”的時間拉長，不僅涵蓋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還追溯到中共建政以來的60年，認為有了前面30年打下的基礎，才有後面30年飛躍的進步。所以，“中國模式”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成功之路”的理論解釋，因果抽象。
同時，潘維更將“中國模式”的形成基礎結合上中國的歷史文化，他認為，“中國模式”雖然直接源於60年的“試錯”，但是其基礎則是中華民族百年的奮鬥史、三千年的王朝史、五千年的文明史，還有被消化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外來文明。就此意義來說，“中國模式”乃是21世紀新版的中華體制，或可稱之為“當代中華體制”。
依據潘維的論述，當代中華體制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國民經濟、民本政治和社稷體制，每個層次各有四個構成要素或支柱，由此形成三位一體、十二根支柱的體制設計和運行機制。
其中，“國民經濟”的四根支柱乃是：一、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二、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三、（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四、（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民本政治”的四根支柱為：一、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二、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三、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
“社稷體制”的四根支柱是：一、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二、社區和單位，而非分層的市民社會，構成社會網絡；三、社會網絡與行政網絡重合，在基層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絡；四、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
潘維強調，這個解釋體系提供了一個不同於流行的西方理論的理解途徑，挑戰經濟學的市場與政府干預兩分，政治學的民主與專制兩分，社會學的國家與社會兩分。這種高度自我肯定且向西方社會科學挑戰的態度，自然引起了許多討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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