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4日電／中國文化傳媒網刊載作者趙晨嶺的文章說，1961年，由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該書一經面世，即引發了很大爭議。次年3月，台灣“立法委員”劉振東(1897—1987，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歷史學與經濟學，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山大學教授)在“立法院”會議中提出質詢，指出台灣版《清史》存在的十方面問題，認為這部書“體制不對、立場不對、態度不對、見解不對，錯誤甚多”。之後，他又多次質詢。這場筆墨官司幾上幾下，沸沸揚揚地打了一年多，成為當年台灣政界學界的一起公案。
一、台灣地方當局如何纂修《清史》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於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會上，一百多位代表聯名敦請台灣地方當局延攬史家，從速編纂清史。其後，幾位台灣“監察委員”於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國民大會”二百多位代表聯名提出“請政府迅速編成清史以維護文化傳統案”，針對當時內地開始考慮纂修清史的新情況，聲稱“大陸確已著手編擬清史，顯有篡竊之企圖，故此事刻不容緩”。
在這一波波聲浪之下，台灣地方當局“總統”兼“國防研究院”院長蔣介石終於同意纂修清史，並在“國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編纂委員會開始工作，張其昀為主任，蕭一山為副主任，彭國棟任總編纂。但這部《清史》從一開始就被定位成“獻禮工程”，張其昀決心於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册，雙十節出齊，以為慶祝五十年國慶之貢獻”，這樣，留給修史者的時間就只剩下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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