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台灣版《清史》新編了《南明紀》、《明遺臣列傳》、《鄭成功載記》、《洪秀全載記》和《革命黨人列傳》。這部分內容大多源於國民黨敗退台灣引發的政治需要和學術興趣，雖然由於政治取向問題使得某些史評未必客觀，但台灣學者對這一部分是下了較大功夫的。他們廣泛收集史料，增補了許多史實。從彭國棟《清史纂修紀實》一文所見，僅《南明紀》就引用了五十五種史料，《鄭成功載記》亦引用數十種。這樣，僅從保存大量史料一點來看，這部分就自有其史學價值。
但是，總體上看，台灣版《清史》確實是錯漏百出，粗制濫造，無怪乎劉振東義憤填膺地三次質詢。身為總編纂的彭國棟自己也承認，台灣版《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因倉促付印，沒有時間詳細考證，該書本紀中的時間錯誤還有許多地方沒有修正。又如《天文志》中正文與附表內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來就缺少的察哈爾一卷居然仍沒有補入等等。諸如此類問題，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即使是修史者自己非常重視的新編部分也有諸多問題，有些提法在清史範疇裡顯得不倫不類、有的地方不合體例。例如《革命黨人列傳》四卷，第一、二卷是編年體，第三、四卷是傳記體，名為列傳並不合適。此事雖被提前發現，但是因為該書的目錄早已印出，為了前後一致而沒有更名，最後造成了名實不符的錯誤。
台灣版《清史》之所以留下了這麼多的遺憾，除了當時台灣缺乏清代檔案文獻資料、修史條件並不理想等客觀因素外，和主事者不按學術規律修史，一門心思與內地纂修清史搶時間、打造“獻禮工程”有著很大關係。短短一年時間，無論如何也編不出一部規模宏大、能夠涵蓋近三百年史事的學術精品。此前只有同樣為人詬病的《元史》編纂如此倉促，無怪乎張其昀不得不在台灣版《清史》序中聲明“依新史學之體例與風格，網羅有清一代文獻，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則寄厚望於後來之作家”。回顧半個世紀前的這段史事，發人深省，可資借鑒。
作者簡介：趙晨嶺，1978年生，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