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觀察
徵收制度定型得打持久戰
由於涉及土地財政、城鄉規劃、地方民主建設、司法改革等，不能期望畢其功於一役，要有一個持久戰的準備，這個條例只是攻下的一個橋頭堡，可以當做制度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登陸點。
在過去的一年中，徵收條例兩度公開徵集民意，公眾參與立法的熱情高漲，不過亦有學者開始反思這個條例究竟能夠承載多少期待。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淩坦言，徵收條例涉及的利益太多元化——城市發展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被拆遷人的利益、公眾利益，達到平衡就有難度，不能簡單地處理。她呼籲理性參與，要認識到權利與權利的妥協與共存。
薛剛淩分析，目前少有可行性研究，只有價值判斷和對錯判斷。比如，對拆遷現狀的判斷，大家缺乏共識，這與基礎工作不扎實有關，她認為政府必須要有一套基本數據，哪些拆遷是政府侵害民眾權益？哪些是少數民眾不講理？“否則大家各說各的，誰也說不服誰。”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認為，舊條例給人們造成了物質和精神上的影響，新條例被視為一種新制度，希望能解決舊條例情況下產生的所有問題。
他舉例，在二次徵求意見稿公布後，出現了很多擔心和懷疑，對地方人大能夠發揮多大作用持懷疑態度，懷疑法院與行政機關是否會沆瀣一氣。再者，將停產停業損失的補償辦法交給政府，地方政府會如何認定與處理。“這都是過去舊制度下對政府的懷疑。”
沈巋直言，不能對條例期望太大，這不是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能有徹底改變的問題。要徹底改變，樂觀地看至少要有五年的時間才能實現不動產徵收制度的定型，甚至更長時間。由於涉及土地財政、城鄉規劃、地方民主建設、司法改革等，“不能期望畢其功於一役，要有一個持久戰的準備，這個條例只是攻下的一個橋頭堡，可以當做制度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登陸點。”
面對持續的難以調和的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孫憲忠也提到另外一個原因，網上很多人說最好的做法是不拆，這就偏激了。“為什麼不拆遷不行呢？尤其是老工業區、老工礦城市，他們過去給國家做貢獻很大，工人都是低工資，現在都老了，靠過去積攢的錢買房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須要走城市危房改造、社會保障的路子，不能否定拆遷。”
沈巋認為，在立法公開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個利益主體從各自的角度發出自己的聲音是值得鼓勵的，關鍵是看決策層要做一個怎樣的決策，在決策過程中要協調各方利益，做一個“妥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