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6日載文《中國樓市博弈無關市場》，摘要如下：
一場從未有過的激烈博弈，一次空前一致的地方逼宮，直接挑戰的，是以溫家寶為首的國務院的權威。這場博弈和逼宮，揭掉了過往蓋在頭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呈現給世人的，是與喊得山響的建設“幸福中國”形成反襯的冷峻現實。
3月31日，是“新國八條”規定的地方政府公布樓市調控目標的最後一天。截至29日，在已經公布的43個城市中，唯有北京一改當日白天的吹風精神，在深夜時分突然定出了“降調”。北京的改變，事出突然，但隨後住建部連夜下發的通知，卻讓人讀懂了背後的玄機。
42個城市，既有上海、深圳和廣州這樣的特大城市，也有中西部許多中等城市，面對國務院3月底制訂出今年調控目標的要求，它們竟然罔顧各自千差萬別的樓市現狀，出奇一致地制訂出只漲不跌的限漲令。而且，國務院明文給出了三點要求，即地方政府制訂目標，需要考慮“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奇怪的是，各地無一例外地只考慮前兩個前提，卻把第三個集體疏漏。
這絕不是一次無意識的行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首先是個難以確定的量，它沒有固化的硬性統一標準可資參考；同時，中國居民收入的現狀水平，是面對高房價普遍缺少購買力，即使今年房價不漲、收入水平提高，居民還是買不起高價樓。正是鑒於這樣兩條，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地捨棄了這樣一個與發展方向背道而馳的前提，轉而將樓市調控目標只與GDP增速和人均收入增幅掛鈎。地方政府普遍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增長才能解決問題，所以，今年的樓市調控只要將上漲的速度減慢即可。
這樣的理解，與百姓的期望出現了方向性的偏差。中國人的傳統是安居樂業，有房心中不慌，無房難安一時。面對高企的房價，百姓希望政府能將其調控下來，自己依靠收入能夠買得起住得上。這樣的要求中規中矩，百姓安居樂業，也正是建設“幸福中國”的關鍵所在。如果百姓一直只能望樓興嘆，別說沒有幸福感，就是社會穩定也將打上巨大的折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