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逢國：我認為這是25歲以下和25歲以上的分水嶺，問題是如果往後這成功的話，是會一代一代接下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教育這看似不是很大的事，結果會被弄得這麼大。我也很同意，有一批文化人都很強調要打造本土意識。做這些事情的人都不是25歲，而是50來歲的人，他們就一直抗拒共產黨，所以就做這些事情去灌輸一些25歲以下的年輕人。
劉廼強：如果你（馬逢國）說的事情成立，每年就有10萬8萬人進入選民範疇，去年區議會選區就新增了10萬名選民，而當中很大部分都是25歲以下。那麼四年之後不就多了40萬，而大部分又是25歲以下，可想而知那個影響力會有多大。
吳亮星：我補充一下，現在我們的本土意識問題有點近似台灣，台灣也是每年增加新的選民。大家都很清楚，香港現在到底有哪個傳媒機搆，特別是電子傳媒是在幫政府、國家的呢？是沒有的。連由政府出資的都是這樣。在教育方面又有哪些？雖然不發聲的教授大多都是好的，但是他們卻未能組織聲音（劉廼強：哪敢發聲！？）。但是，大多數發聲的教授每天都在教書，剛才馬逢國說他們失敗有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每日在教書，令危險程度一直在增加。所以，如果宣傳和教育一直處於這種環境，沒有改變過我們所謂的回歸前後的思想，我們誤以為香港人自己可以治港，那些25歲的年輕人都不懂得比較中國以前的困難和現在的進步，而只是知道中國越來越差。如果和美國等民主先進國家某些水平比較，就會一味覺得中國差。這次國民教育中所謂有“偏頗”的指引，什麼叫偏頗？政治有兩面，你一說這邊偏頗，那如果你的教材是一味罵中國，他們一定就說不偏頗，可是你會不會說偏頗？
劉廼強：現在那些社工去青年中心把所有紅書抽出來，其實這跟“焚書坑儒”有什麼分別呢？為什麼這些又不說是洗腦？
吳亮星：所以危險之處是，你未必配票配得到每年不斷增加的選民，這次配到不代表4年後一定可以成功配票？所以，我們絕對不可說什麼吸收配票的經驗，而是要在教育和宣傳接觸市民。還有我剛才說的民生，最後是否大家都很安心。剛才說的很對，有些人覺得社會混亂，他們覺得連學生也走出來做“紅衛兵”，我們香港不就越來越亂嗎？其實有很多成年人也認為國民教育沒什麼大不了，將來無論如何也會教，所以相當多的人根本沒有發聲，就如吳克儉所講一樣。雖然他們沒有發聲，但最後的結果就顯示了他們的立場。我可以問，如果谷高以後全部你們得益，那這次泛民的得票比率應該是64比30多才對，那為什麼最後又不是這結果呢？反對派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這次的國教跟民生不一樣，如果現在的失業率是超過7%，我相信泛民能夠谷出來，沙士期間不一樣，真的是樣樣都差，當時就能谷出來。大家比較就是比較民生的，如果這次這樣的民生環境，政治話題還可以不是說谷出來，但是長期下去，現在的教育情況這樣，我就擔心每年增加的都是那邊的數目。
陳勇：我想補充一點，我們成長的香港的年代，大學學位增加，很多人移民，令我們如社工專業可加快升職，因為大部分上層都走了，這些人根本未到年齡但就提前升職，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很多這次比較偏激的青年，他們出生在最開心和頂峰的年代，但隨著他們一直長大，香港的經濟已不如以前，當然也包括政治上的爭拗，也跟內地的飛速發展有關。其實很多經濟學家都說，現在回大陸或其他地方謀生，但是在香港消費，這是一種落差，尤其在香港讀理科，如果你不是打算出外找工作的話，在香港本地基本上前途不大。我們現在請很多新人，很多都是讀理工科，他找不到適合的工作，而且政府的工作也不多。
另外，香港年輕人出身以後發現自己沒有當時富庶，但他卻看到深圳、珠三角越來越多有錢人（當然他看不到很多窮人），他發現來香港的多數都是最富庶的，在比較之下就出現比較大的心理落差。明明以前是跟媽媽大包小包寄回鄉下，現在鄉下的人卻比你還富庶。包括上水居民，他們為什麼害怕呢？他們去電器店，售貨員都不想招呼他，因為內地人買最貴的相機，一買就是十部，連看都不用看，可是你買幾百塊的卻一看再看。這就是一種落差，因為旁邊的內地人都有錢，而這種落差會被人利用、煽動。他們會覺得為甚麼這麼差呢？原來是內地搶了我們很多資源，所以“蝗蟲”一詞就是這樣而來。第二個說法就是說，內地的制度沒有我們好，所以當他做好了就會壓迫我們。所以，發展新界東北明明是為了香港好，整個北區的中基層都很贊成多建公營房屋，但是部分外區的人就反對，現在最反對發展新界東北發展的人上電視，很少是住在新界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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