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周記者又出現在虹口中學，請他倆就之前的觀點寫一篇文章。林丙義答應試試看，心中卻顧慮重重。
“一個原因是1957年有過‘反右’，對於‘禍從口出’有深刻印象；二是60年代前期，文藝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學界批判 ‘合二為一’，史學界批判‘資產階級史觀’等，我感到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劇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寫文章與他商榷要慎重考慮。”
舉棋不定，他找了自己信任的校黨支部副書記，副書記表示：就按記者的要求寫吧。他又找大學同學沙健商量，沙健也支持他寫。“當時我們有個想法：社會上的大批判對象都是些代表性的人物，我們中學教師還夠不上成為批判對象。”
寫文章期間，他打電話給周國榮再次確認約稿主題，對方答覆：“寫不同意見。”此後，周國榮每天都打來催稿電話。
成稿後，林丙義仍在猶豫，第二天傍晚才通知周。當夜12點，周派人騎摩托車趕到虹口中學將文稿取走。這在汽車、摩托車很少見的1960年代是很稀罕的舉動——這位周姓記者後來是“文革”期間叱咤上海灘的人物，1967年“一月風暴”後，成為《文匯報》3個造反派頭頭之一。
林丙義是從史證和推論方法上與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對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獄”與“單幹風”、“翻案風”等同起來，認為兩者“是很難比擬的，兩者性質不同，歷史條件也不同”。他也反對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觀點——說海瑞要鄉官“退田”，“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
一名普通中學教師當然不知道最高層的風雲，他單純地以為這只是學術問題。他不知道另一個人也捲入了風波——他的大學老師朱永嘉。因為《海瑞罷官》，這位研究明史的復旦青年教師的人生由此改變。後來有人評價說，“以姚文元的水平，是絕對寫不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朱後來成為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是“四人幫”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
風波漸起
12月15日，一篇署名“勁鬆”的文章——《歡迎“破門而出”》出現在《文匯報》上，對林丙義點名批評，主要針對他所提出的“很難比擬”的觀點。
林丙義開始恐慌，他隱隱覺得這篇被許多報刊轉載的文章“有來頭”。他寫信到《文匯報》社，承認自己提出的“很難比擬”是錯的，但仍堅持自己的其他觀點。
三個多月後，《文匯報》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為誰化裝？》，引用林丙義的一段話，提出如果按“對土地的占有關係是封建社會劃分階級成分的一個重要尺度”的角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農”，由於“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那麼他們大多數已降到貧雇農一個立場。最後還給林丙義扣上一個大帽子，說他為“失去生產資料的剝削者”打掩護，是為他們化裝。
林丙義認為，這文章通篇都是錯的，而且他覺得，對方扣的這頂大帽子讓他無路可走，只有背水一戰。他立刻打電話給記者周國榮，告訴他自己準備寫文章反駁。周表示會將他的意見向上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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